也谈北邮事件:走出研究生培养的“窄门”考研新闻

点击数: / 作者:调剂猫 / 2024-05-02
教育资讯

(摘要:在研究生的培养制度上做出改变,不妨变“一对一”的师生关系为专业导师组的指导。学生入学后,可先由导师组联合培养,待学生完成相关课程学习、确定毕业论文方向后,再选择相关方向的导师共同指导。这样,对研究生的培养就更有针对性,也可以免除师生之间“一对一”的人际关系所导致的非学术性因素的产生)

近日,因为北邮多名研究生联名举报导师让其从事非学生“本分”的工作,如让学生为导师的孩子做作业、搬家等,让研究生培养中的导师和研究生的关系问题再次引发公众的关注与讨论。

研究生和导师之间,之所以会出现上述这种因为“越界”而产生的问题,在我看来,既受中国传统的师生关系的影响,也有现在的研究生培养制度的原因。

导师对研究生培养的“无限责任”伴生出“无限权力”

从理论上来说,研究生和导师的关系应该仅限制在学习范围之内,但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对师生关系的认识,如所谓的“师徒如父子”等,再加上研究生和导师接触较多,使得师生很容易形成一种较为亲密的关系,导师和学生在不知不觉中“双向奔赴”,彼此都会超过既定的学习领域,进入到各自的“生活世界”之中,而各种本不该产生的矛盾往往也因此而起。其实,这些年来,在研究生群体中勃兴的“师门文化”,也与此有关。

其次,就要谈谈现在的研究生培养制度,客观上也将导师和学生“绑”得更紧了。

现在,研究生导师的招生资格与其科研成果及经费配置密切相关,研究生进校后,就需要按照研究生院的规定,立刻确定导师;之后,该导师必须全程负责学生的培养,这实际上也使得导师对研究生的责任几近于“无限责任”,也因此,导师似乎也对研究生有了“无限权力”,这使得学生相对处于弱势,不得不唯导师命是从,甚至承担起导师“吩咐”的一些和学术无关的琐事。

用“学硕”标准来要求“专硕”,易激化导学矛盾

这些年来,随着研究生大规模扩招,研究生教育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素质教育”或者说是“大学后教育”,绝大部分研究生也是将读研当作其就业求职的缓冲期,所以,学生入学后,往往会花更多精力参加实习、或者为考公考编做准备,有的学生也热衷于四处奔走,从事各种社会活动,以积累自己的生活“经验值”。其实,只要学生有明确的职业规划,这些举措也无可厚非,但问题恰恰在于,教育管理部门对研究生的考评要求依然是多年前所制定的培养学术型研究生的标准,这就使得大部分研究生多少有点力不从心。

目前的研究生群体中,专业硕士占了相当比重,他们考研究生的目的,本来就不是以从事学术研究为目的,因此不仅缺乏基本的学术热情,很多研究生到了博士阶段也依然缺乏学术研究和写作基本能力,导致科研和论文无法如期完成,只能像哈姆雷特一样无限延宕。

但是,按照现在的规定,导师作为研究生培养的第一责任人,对学生的论文完成及顺利毕业又负有“无限责任”,如果学生延期毕业或论文不能达到要求,导师还得承担连带责任,受到“牵连”,这些形势其实也让很多导师苦不堪言,一方面,导师不得不为学生的论文发表到处“托关系”;另一方面,导师也为学生论文中犯下非常基础的错误甚至出现的错字错句“痛不欲生”。有的导师“恨铁不成钢”,有时难免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以霹雳手段行菩萨心肠”,这也可能进一步引发导师和学生间的矛盾。

以导师组制替代“一对一”,或成解决方案

那么,如何解决这样的研究生培养中出现的困境?

首先,必须改变目前的研究生培养制度的导师和学生之间“一对一”的隶属关系。因为中国的“师门文化”很容易带有排外性质,其本质上是一扇知识的“窄门”,在很多时候局限了学生的求知以及人格的健康发展,使得学生和导师很难保持平等的关系。如果想让研究生真的要有所作为,无论导师还是学生,尤其是学生,都应该努力走出这扇“窄门”,就像杜甫说的那样,“转益多师是汝师”,这样才能有所作为。

其次,要在研究生的培养制度上做出改变,不妨变“一对一”的师生关系为专业导师组的指导。学生入学后,可先由导师组联合培养,待学生完成相关课程学习、确定毕业论文方向后,再选择相关方向的导师共同指导。这样,对研究生的培养就更有针对性,也可以免除师生之间“一对一”的人际关系所导致的非学术性因素的产生。

再次,建议借鉴国外研究生培养的经验,对研究生培养计划和目标作出制度层面的优化,加强分类管理。因为,绝大部分研究生将来并不会、也不可能以学术为业,所以有必要加大调整力度,硕士应是以就业为导向的专业硕士为主,硕士阶段的教育应该以应用能力的提高为目标,可以不必过分强调论文发表,以尽快改变现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论文高”的一刀切的局面,改变一切研究生都以写论文为唯一标准的考评模式,从而真实地培养研究生的实践能力。

现在,很多学校依然在研究生答辩及获取学位过程中人为设置论文发表要求,导致大量研究生和导师为之“分心”,不少学生不能按时答辩及毕业,已经到了“发论文为患”的局面,这样的问题必须引起重视。

或许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走出研究生培养的“窄门”,导师和研究生之间的关系也会更加和谐、纯粹。

文:张生 (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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