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管理是一门综合性与应用性很强的学科。作为管理学门类下的一级学科，其内容涵盖行政管理、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教育经济与管理、社会保障、土地资源管理等。改革开放40年来，在学界与实务界的共同努力下，公共管理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地位得以确立，中国特色公共管理学初步形成，影响逐步扩大。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回顾我国公共管理学发展历程及成就，探索中国特色公共管理学未来发展方向，既是公共管理学科建设发展的需要，也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内在要求。

　　发展历程

　　我国具有悠久的治国理政研究传统，近现代意义上的行政管理学或行政学（即后来的公共管理学）在我国的发展几乎与西方同步。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行政管理学在诞生之初就被引进到中国，并逐步生根和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一批哲学社会科学学科恢复重建，我国行政管理学也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1979年3月，邓小平同志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指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响应邓小平同志的号召，张友渔、周世逑、夏书章、丘晓等老一辈政治学与行政学者积极为行政管理学的恢复重建鼓与呼。例如，1982年1月29日，夏书章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呼吁“把行政学的研究提上日程”；1982年2—6月，中国政治学会委托复旦大学开办全国行政管理学讲习班；1983年，中国政治学会在济南举行政治行政体制改革研讨会，讨论了政治学与行政学研究的基本问题；1984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劳动人事部在吉林省吉林市召开“全国行政科学研讨会”，提出建立有中国特点的行政管理学；1985年7月，《中国行政管理》杂志正式创刊；等等。这些都是推动行政管理学“补课”的典型事件。

　　在专业及机构设置方面，上世纪80年代中期，武汉大学等高校获准设立行政管理本科专业。随后，一批高校建立了行政学或行政管理学的教学与研究机构，有些大学将原来的“政治学系”更名为“政治学与行政管理学系”。1996年，全国研究生专业目录修订，增加了管理学门类，下设包括公共管理在内的五个一级学科，行政管理学（行政学）从政治学中分离出来，成为公共管理一级学科之下的五个二级学科之首，正式确立了公共管理学科作为哲学社会科学及管理科学重要组成部分的地位。

　　此后，公共管理学在我国的发展进入快车道，扎根中国实践的中国特色公共管理学逐渐形成。中国特色公共管理学是在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逐渐成长起来的，其形成既是学科内在发展规律作用的结果，也受外在社会需要的推动。一方面，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及政府机构改革的伟大实践，是中国特色公共管理学兴起的强大动力和催化剂，为学科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和研究空间。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的深入发展改变了公共管理的实践模式、理论形态和知识体系，对中国特色公共管理学创新发展提出了新的时代要求。

　　发展成就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特色公共管理学在学科构建、学术研究、人才培养和知识应用等方面均取得显著进展，成就斐然。

　　学科框架基本确立。改革开放40年，中国特色公共管理学走过一条从本土研究与引进吸收双轨并行到以我为主、不断凸显中国特色的发展轨迹。改革开放是中国特色公共管理学发展的动力源泉，立足国情、坚持问题导向、凸显中国特色是构建中国特色公共管理学的目标与方向。40年来，我国公共管理学界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深入研究我国公共管理系统、体制、机制、过程与行为，系统总结我国公共管理实践经验，继承和发扬我国治国理政优良传统，密切关注当代中国及世界面临的管理与政策问题前沿，吸收借鉴国外公共管理理论研究的有益成果，推动中国特色公共管理学在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步，建立起中国特色公共管理学的基本框架。近年启动编辑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之公共管理学科卷，可以作为中国特色公共管理学框架的一个参考样本。该书编委会经过广泛征求意见，形成了包含如下领域的学科框架：公共组织理论、政府改革与治理、社会组织管理、政策科学、比较行政与全球治理、公共人力资源管理、公共财政与预算、公共信息资源管理、公共管理伦理与法律、风险与危机管理、经济政策与管理、社会政策与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管理、资源环境政策与管理等。

　　人才培养已成规模。我国高校和研究机构成立了一大批公共管理学院或研究院，设立了众多公共管理本科专业和硕士点、博士点，形成了多层次、全方位的人才培养体系。比如，全国目前已设立48个公共管理一级学科博士点，培养了一大批研究型人才。又如，公共管理硕士（MPA）专业学位的设置对我国公共管理学科人才培养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目前，全国大约有MPA培养院校250所。从2001年正式招生到2017年8月，超过11.4万人获得MPA学位。

　　知识应用日益广泛。近年来，公共管理知识及研究成果被大量应用于公共管理实践，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行政体制改革与政府职能转变、服务型政府和法治政府建设、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与公务员制度建设、公共服务、社会治理、应急管理、政府绩效评价和廉政建设等领域发挥出较大作用。

　　但也应看到，中国特色公共管理学的构建与发展仍处于起步阶段，还存在研究水平不够高、学科边界模糊、理论基础不够扎实、知识体系不够完整、研究方法不够规范、知识与理论创新不足、理论研究落后于实践发展、针对性和实用性不够强、中国特色不够鲜明等一系列问题。究其原因，一是中国特色公共管理学的理论建构与学术创新较为薄弱，一些学者没有处理好自主研究和借鉴外来之间的关系，过于依赖西方公共管理理论、方法和模型，对我国公共管理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不够，基于我国国情、能够解释与指导我国公共管理与政策实践的理论成果不足；二是理论研究滞后于实践脚步，在响应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方面存在不足；三是学术研究主要集中于应用领域，基础性研究不足，缺少具有较大影响的基础性研究成果。

　　发展方向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中国特色公共管理学建设要顺应新时代我国发展的现实需要和当代哲学社会科学及管理科学的发展趋势，立足本土、挖掘传统、展望世界，提炼总结我国公共管理的实践经验，从基本概念、基本命题入手，进一步推动中国特色公共管理理论与实践对接，探索“公共管理实践—公共管理话语—公共管理理论—公共管理学科”的学术发展路径，全面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特色公共管理学。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习近平同志指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历史和现实都已证明，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迄今依然具有强大生命力。构建中国特色公共管理学，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为指引，进一步明确中国特色公共管理学的世界观、方法论和理论基础、理论架构、核心观点。

　　立足中国实践，坚持问题导向。构建中国特色公共管理学，要做好对改革开放40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治国理政实践取得的创新经验的研究、总结和提炼工作，丰富中国特色公共管理学的理论内涵。立足中国实践，坚持问题导向，在研究和解决重大现实问题中推进学科话语体系构建与理论创新，用中国话语讲述中国故事，用基于实践的理论创新成果指导新的公共管理实践。

　　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习近平同志指出：“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我们要善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发展现实文化有机统一起来，紧密结合起来，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在学习、研究、应用传统文化时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要求进行正确取舍”。要按照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原则，对中国历代治国理政的历史传统及思想遗产加以审视和取舍，推动其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其成为构建中国特色公共管理学的思想资源。

　　秉持中国特色、世界视野。构建中国特色公共管理学，需要积极借鉴国外公共管理研究的有益成果。同时应认识到，坚持中国特色是构建中国特色公共管理学的本质要求和生命力所在。因此，既要突出中国特色，坚持中国立场，发出中国声音，解决中国问题；又要树立全球视野，密切关注国际公共管理研究前沿，积极探索重大国际问题，提高中国特色公共管理学的国际化程度和国际影响力。

　（作者为厦门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来源：《 人民日报 》（ 2018年06月11日 16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