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权力接近与抑制理论的高管权力与风险承担经典分享

点击数: / 作者:小鹰 / 2018-01-13
高管权力与风险承担
作者简介:牛草林,李旭洋,苏日娜,内蒙古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1 牛草林(1967- ),女,内蒙古鄂尔多斯人,内蒙古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从事公司理财研究。
 
内容提要:本文运用社会心理学的权力接近与抑制理论,采用行为实验研究方法,研究了高管权力对风险承担的影响以及环境不确定性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与高管权力较小相比,当高管权力较大时,高管更可能采取大胆积极的决策态度,更愿意选择高风险、高回报的投资项目,有更强的风险承担意愿。考虑了环境不确定性的影响作用之后,研究发现:在环境不确定性程度较低的情况下,与高管权力较小相比,当高管权力较大的时候,高管采取大胆积极决策态度的可能性会更高,愿意选择高风险、高回报的投资项目的程度会更大,风险承担意愿也会更强;而在环境不确定性程度较高的情况下,高管权力的大小对风险承担的影响没有显著差异。此外,附加分析还排除了被试决策时的自信心水平、被试对企业目前财务状况的评价以及被试感知的自变量对决策的影响程度等因素对研究的其他解释。本文丰富了风险承担相关影响因素的研究,补充了高管权力的研究视角,并进一步证实了环境不确定性对企业决策的影响作用,为以后公司治理的相关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角度。同时,本文的结论也为企业如何更好地进行公司治理、高管如何更好进行判断和决策提供了建议。
 
关 键 词:风险承担 高管权力 环境不确定性 实验证据
 
一、研究问题的提出
 
风险承担是企业决策制定过程中要考虑的根本性问题,对于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Sanders和Hambrick,2007)[1],承担适度风险是企业成功必不可少的条件(Nakano和Nguyen,2012)[2]。国外学者已有研究发现企业的风险承担不仅有利于增加企业业绩(John、Litov和Yeung,2008; Low,2009)[3-4],而且能够促进经济的长期持续发展(Acemoglu和Zilibotti,1997; Fogel、Morek和Yeung,2008; Boubakri、Cosset和Saffar,2013)[5-7]。国内学者李文贵和余明桂(2012)[8]同样提出企业的风险承担行为能够提高企业竞争力,并最终拉动经济的增长。高管作为企业的直接决策主体(陈仕华和卢昌崇,2013)[9],承担着制定和实施企业战略的使命(姜付秀等,2009)[10],因而企业的风险承担行为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高管的意愿(Li和Tang,2010)[11]。那么,高管是否愿意承担风险则成为了值得关注的问题。权力是高管决策的基础,较高的权力使高管更有能力按照自己的意愿决定企业的决策活动(Eisenhardt和Zbaracki,1992)[12]。已有研究表明,权力会使个体更容易冒险(Anderson和Galinsky,2006)[13],那么高管权力是否会影响高管在企业决策中的风险承担意愿呢?
 
代理理论的相关观点指出,股东和高管面临的风险大小以及承受风险的能力有着很大差异。股东通常可以采用多元化的投资组合来降低风险,而对高管来说,由于其财富和人力资本与其所在的企业密切相关,导致其分散风险的能力相对较弱,因此高管在决策中的风险规避意识更为强烈,且远远超出了股东的预期范围(Jensen和Meckling,1976; Eisenhardt,1989)[14-15]。而且当高管拥有权力时,其在做决策以及制定相关制度时会尽可能地从自身利益出发,结合风险规避假设,高管在决策时会表现出不愿意承担风险的态度,不太可能选择一些风险性行为。但是,Wiseman和Gomez-Mejia(1998)[16]以及Sanders和Hambrick(2007)[1]均指出,代理理论中的风险规避或者风险中性假设可能有所欠考虑,高管其实可能是一些风险偏好者。同样,高管权力是公司治理中一个复杂的问题,我们需要结合多种学科、多种理论来对其展开研究,而不是仅仅用某一种理论来对其进行解释,不同的学科和理论之间能够相互补充和完善,这样使我们能够从多个视角和维度来理解高管权力的来源、内涵以及影响作用(李胜楠和牛建波,2014)[17]。已经有学者从管理学行动者理论、高阶理论等视角对高管权力展开了研究,最近也有一些学者从心理学的角度出发研究高管权力。社会心理学中的权力接近与抑制理论认为权力会激励个体的风险承担意愿,Anderson和Galinsky(2006)[13]的实验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他们的研究显示,与低权力的被试相比,具有较高权力的被试在获得收益和避免风险的问题上表现得更加乐观,更多的去关注收益,因而也更偏好追求风险。那么,高管权力是否也会激励高管的风险承担意愿呢?目前国内外从权力接近与抑制理论的角度考察两者之间关系的研究较为少见,仅Lewellyn和Muller-Kahle(2012)[18]从该视角出发分析了美国次级抵押贷款行业中CEO权力对风险承担的影响。因此,本文从社会心理学的权力接近与抑制理论出发,研究我国上市公司中高管权力对风险承担的影响。
 
此外,环境是企业生存与发展所依赖的重要条件,它也深深地影响和约束着企业的经营决策和战略选择(Govindarajan,1984)[19]。作为组织环境的一个重要特征,不确定性也已经成为组织研究中一个不可忽略的、极其关键的变量(Lewis和Harvey,2001)[20]。Cheng和Kesner(1997)[21]指出,高管在进行决策和制定战略时也需要结合外部环境变化可能对公司造成的影响,并及时作出相应的改变和调整。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加之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以及竞争的加剧,环境不确定性成为我国企业在制定战略决策时必须要考虑的关键环境特征,那么环境不确定性是否会影响高管权力与风险承担之间的关系呢?这同样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基于此,本文又进一步研究了环境不确定性对高管权力与风险承担之间关系的影响作用。
 
已有研究主要关注各种外在制度以及治理机制对风险承担的影响(余明桂、李文贵和潘红波,2013)[22],本文则从高管权力的视角为风险承担提供了新的解释,并且还考虑了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丰富了风险承担影响因素相关领域的研究。通过研究我们发现高管权力对风险承担有显著影响,而风险承担能够促进企业业绩的提升,研究结论为高管强权的积极作用提供了经验证据,也为公司治理的实践操作提供了一些可借鉴的建议。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高管权力与风险承担
 
1.权力的接近与抑制理论
 
心理学中很早就出现了“接近与回避”这一概念。Freud(1952)[23]最早用“追求快乐,避免痛苦”来解释人们的接近与回避效应。接近效应是指当个体受到一些积极的刺激时,其会做出一些逐渐接近目标的行为和举动;回避效应刚好相反,它是指如果个体被一些消极的事物刺激时,其会采取一些回避目标的举动和措施(Keltner,Gruenfeld和Anderson,2003)[24]。Gray(1990)[25]采用了一个新的视角对人的接近与回避行为作了阐述,他结合着神经生理学学科提出了行为的接近与抑制系统。行为接近系统容易受一些与奖励、成功、收获相关的信息的刺激而被激活,从而使得个体更多体验到一些积极情绪,如希望、快乐、兴奋等。Keltner、Gruenfeld和Anderson(2003)[24]将此研究运用到权力的研究领域当中,提出了权力的接近与抑制效应,衍生出权力的接近与抑制理论,这一理论从多个方面解释了权力的接近效应与抑制效应。一方面,当个体的权力变大时,其行为接近系统就会被激活。原因有二:一是当个体具有的权力比较大时,他所能接触到的事物和资源就比较广泛,自然而然就能更轻易的获得一些社会方面的资源和物质方面的奖励,可能会受到多个方面的赞赏和尊敬,也能更轻易的获取一些奖赏;二是当个体具有的权力比较大时,他在追逐目标的过程中就会更加具有掌控力与威慑力,更不容易受到其他人的阻扰,也会更顺利的取得与奖励相关的信息。另一方面,权力的降低则将激活个体的行为抑制系统。这主要是由于当个体具备的权力比较小时,其会受到更多的约束和制约,从而导致无法轻易获得社会方面资源和物质方面的信息。因而,权力大的人更倾向于知觉到潜在的奖励、成功、收获信息,因此更容易表现出一些冒险行为(Anderson和Galinsky,2006)[13]。而权力小的人更倾向于知觉到潜在的惩罚、威胁、失败信息,更多的去关注如何回避事物的消极后果(Keltner,Gruenfeld和Anderson,2003)[24]。相应的实验研究也都证实了这一论点。Anderson和Berdahl(2002)[26]实验研究得出权力较大的个体更倾向于感知到一些正面的积极的信息,诸如一些有关奖励和升迁的信息;而对一些负面的消极的消息并不敏感,诸如将会受到排挤和孤立。此外,实验中被赋予较大权力的个体通常会对奖励等积极消息展示出更强的追求欲望,更喜欢与他人交流自己的想法,更愿意去采取一些趋向目标的行为举动(Smith和Bargh,2008)[27]。而且,如果个体拥有的权力较小时,他在制定计划以及采取行动时将不够果断,对机会的把控能力也会很弱;相反,当个体具备较大的权力时,他会在行动时表现得更加果敢,更能掌控机会。权力的差异还会影响到个体态度的选择,已有研究发现如果权力大的个体和权力小的个体同处在一个争议比较大的环境里,权力大的个体能够力排众议,不受外部信息的影响,维持自己的观点;权力小的个体表现出的态度则恰恰相反,他们倾向考虑外部信息的权威性,进而会对自己的观点比较不自信,导致放弃自己的意见,选择随波逐流(Gulnote,2008)[28]。
 
2.高管权力对风险承担的影响
 
由权力的接近与抑制理论可知,权力的变动会激活个体的行为接近系统或者行为抑制系统,这两个系统对个人的动机、情感和行动会产生显著不同的影响,不同的系统发挥作用则会引发不同的行为和决策。提高权力会使得个体对自身做出的决策和选择更加自信(See等,2011)[29],以及决策时更少的损失厌恶(Inesi,2010)[30],进而采取更加具有风险性的行动。
 
对于高管来说,当其在企业的权力较大时,他的接近系统就会被激发,他在感知某些决定的风险程度时会出现认知上的偏差(Magee和Galinsky,2008)[31],这种偏差会造成高管在进行决策和判断时更注重风险行为潜在的收益,而忽略风险行为带来的不利后果,进而使其更可能采取大胆积极的态度进行决策,更愿意承担风险,更倾向于选择这些风险行为。而且,较高的权力也使他们更有能力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决定企业的决策活动(Eisenhardt和Zbaracki,1992)[12],更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去选择一些高风险、高回报的投资项目,去承担更多的风险。反之,当高管在企业的权力较小时,他的抑制系统就会被激发,他在决策和判断时会更加关注如何避免潜在的威胁和损失,采取大胆积极态度进行决策的可能性会降低,相对不愿意选择高风险、高回报的投资项目,其风险承担意愿会降低。因此,根据上述分析,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与高管权力较小相比,当高管权力较大的时候,其更愿意承担风险
 
(二)环境不确定性、高管权力与风险承担
 
资源依赖理论认为企业对外部环境有不同程度的依赖性(Pfeffer和Salancik,1978)[32],结合权变理论的观点,公司作为一个开放的系统,所处环境不可能一成不变,公司经营决策必须与所处的外部环境保持一定的适应性才能保证公司的良好运作,因而企业高管在战略制定和经营决策时要受到环境因素的影响(Li和Atuahene-Gima,2001)[33]。环境不确定性作为环境的最主要特征之一(Pérez,2010)[34],是企业与环境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同样也深深地影响着高管的行为。环境的不确定性会使高管缺乏外部环境因素方面的信息,导致高管无法准确预测环境对决策过程的影响,较高的环境不确定性也会降低高管准确预测公司信息的能力(Baum、Caglayan和Ozkan,2006)[35]。而个体的行为接近系统需要一些积极的信息刺激方能被激活,这就导致较高的环境不确定性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高管权力的提升对行为接近系统的激活作用,从而会有所削弱拥有较大权力高管的风险承担意愿。因此,在环境不确定性高的情况下,无论高管权力大小,其风险承担意愿的差异可能并不明显。此外,也有一些实证研究发现当环境不确定性程度较高时,高管对投资机会和投资项目的评价也会变得更加艰难,因而高管在投资决策时会变得尤为慎重(Bloom、Bond和Reenen,2007)[36]。较高的环境不确定性意味着发生突发事件的概率将会变大,因而公司会持有更多的现金以应对将来可能的支出(Almeida、Campello和Weisbach,2004)[37],这将会减少公司进行风险性投资的资金,高管投资风险项目的动机和可能性也会降低。同时,企业经营业绩的好坏直接关乎高管的前途和财富,因而当企业环境不确定性增加时,企业投资失败的可能会加大,会危害到高管的前途和命运,因此,拥有权力大的高管在这种情况下会选择放弃一些高风险的投资项目。另外,环境不确定性也影响企业高管的战略选择。Tan和Litschert(1994)[38]发现管理者在环境不确定性程度较高的时候会选择一些保守的稳健型战略,在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程度明显降低后,管理者会更愿意选择一些冒险的激进型战略(何铮、谭劲松和陆园园,2006)[39]。
 
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当环境不确定性程度较高时,高管面临的不能确定情况的变化程度和复杂程度将增大,获得高质量的相关信息难度加大,无法准确判断投资项目的好坏,因而理性的管理层会减少投资或延缓投资,不愿意选择风险性投资行为。而且,当不确定性增加时,委托人会对代理人的权力施加更多的限制,因而高管进行决策时会变得小心谨慎,相对不愿意承担风险,投资高风险高回报项目的意愿也会降低。反之,当环境不确定性程度较低时,各种不确定性条件降低,高管更能掌控外部环境的变化情况,高管决策时可能更加倾向于选择那些高风险领域,而且,拥有较大权力的高管的行为接近系统更容易被激活,更愿意积极大胆地去决策,去选择投资一些高风险、高回报的项目,承担风险意愿更强。因而,根据以上分析,并结合假设1,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a:在环境不确定性程度较低的情况下,与高管权力较小相比,当高管权力较大的时候,其风险承担意愿会更强
 
假设2b:在环境不确定性程度较高的情况下,高管权力的大小对风险承担的影响没有显著差异
 
三、实验设计
 
(一)实验总体设计和被试
 
1.实验总体设计
 
本次实验采取的是2×2的被试问实验设计的方法,将参与实验的所有被试分派到4个不同的实验组,并在相同的任务背景下检验操控的两个自变量对实验被试做出判断的影响。其中,2×2实验设计的两个自变量分别是:高管权力和环境不确定性。高管权力包括两个水平:高管权力大和高管权力小;环境不确定性也包括两个水平:环境不确定性高和环境不确定性低。
 
2.实验被试
 
Libby、Bloomfield和Nelson(2002)[40]指出要根据研究的目标和问题选择相应的实验被试,并且被试要具备实验任务所需要的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因而选择被试时要综合考虑被试的学历背景、专业能力、工作经历等多方面因素,因为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到实验结果的严谨性。由于本文以企业中的高管作为研究对象,探讨他们的风险承担意愿,因此在实验中我们借鉴白建军和李秉祥(2012)[41]的做法,选择某综合性大学经济管理学院EMBA学员作为被试。这些学员普遍具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和一定的专业知识,而且心智成熟,综合素质非常高,对企业的决策过程也非常了解,因而能够更好的理解实验任务并做出理智的选择。此外,这些学生有些就是高管人员,即使不是也基本具备高管的特征以及素质,所以本文选择的被试是合适恰当的。本文共选择了102名学生作为实验被试,他们的平均年龄是36.19岁,其中59名实验参与者为男性,占总体实验被试的57.84%;43名实验被试为女性,占总体实验被试的42.16%。有管理经验的实验被试比例为72.55%,实验被试平均的工作经验为13.85年,平均学习过6.27门的财务和会计课程。
 
(二)实验任务和过程
 
1.实验任务
 
本实验研究的目的是检验高管权力的大小和环境不确定性的高低对风险承担的影响,需要被试根据所给的信息进行决策以实现研究目标。在实验中,实验任务要求被试充当一家公司的总经理。我们在实验材料中提供给被试一家电器行业的上市公司(以下称为瑞扬公司)的经营情况,在这里我们告知被试所在的公司是一家电器行业的公司,主要从事电器的制造和销售业务。选择电器行业主要是因为人们对电器行业相对比较熟悉,这样可以排除由于被试对该行业的不了解或不熟悉而导致判断偏差,确保实验具备较高的外部效度。接着,由于管理者在企业中进行决策时需要一些财务信息,因而为了给实验被试创造一个与现实生活中非常相近的决策背景,我们还在实验材料中给被试提供瑞扬公司最近三年简要的财务报表与一些主要的财务指标,并且提供给四组被试的信息都是一样的。然后,我们在每个实验中给实验被试提供关于高管权力的信息以及环境不确定性的信息,也就是本研究所要操纵的自变量,并要求实验被试做出风险承担意愿的选择,其中被试对决策态度的选择反映出其对风险的偏好,被试决策时对投资项目的选择反映出其面对风险时的行为。
 
2.实验过程
 
本次实验是在某综合性大学EMBA的课堂上进行的。首先,我们将4组实验材料随机发放给实验被试,并告知被试将扮演瑞扬公司的总经理,然后向实验被试介绍实验的基本要求,要求被试认真阅读实验材料,并按顺序回答问题,同时要求被试独立完成实验,不能与他人互相讨论,而且不能修改已做出的答案。在被试完成这些题目之后,我们即刻收回他们手中的实验材料。
 
本次实验使用的材料包括瑞扬公司的基本情况,还包含实验操控的高管权力和环境不确定性的相关信息以及一些需要被试回答的关于风险承担的问题以及其他相关问题,在材料的最后是人口统计信息。首先,我们给被试提供瑞扬公司的基本情况,包括瑞扬公司的经营情况、最近三年的简要财务报表(资产负债表与利润表)、一些主要的财务指标。接着在材料中介绍了瑞扬公司董事会以及管理层的简要情况以及市场竞争格局和行业发展趋势的相关信息。其中介绍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的简要情况时,我们操控了总经理权力的大小,不同实验组提供的有关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的信息有所差异,主要差别在于总经理是否由董事长兼任、总经理是否持股、总经理学历的高低以及任职时间的长短。而在有关行业竞争格局以及市场发展趋势的介绍中,我们操控了环境不确定性的高低,因而不同实验组的被试被告知的有关行业竞争格局和市场发展趋势的情况也不一样,主要差别在于产品更新速度的快慢、企业是否能够准确把握用户需求的变化趋势、市场上竞争激烈程度以及竞争者行为是否多样。
 
在阅读完上述关于瑞扬公司的基本信息后,被试还需要回答一些与风险承担意愿相关的问题,其中包括关于决策态度和决策选择的因变量问题,还有一些有关操控性检验和附加分析的问题。实验材料的最后还要求被试如实填写其自身的人口统计信息。
 
(三)实验中的自变量和因变量
 
1.自变量
 
(1)高管权力
 
假设1主要研究的是高管权力对风险承担意愿的影响,因而需要对高管权力的大小进行恰当的操控。我们从结构权力、所有权权力、声誉权力和专家权力四个维度来衡量高管权力,结合我国企业的实际情况,我们在实验中从总经理是否由董事长兼任、总经理是否在本公司持股、总经理的学历情况以及总经理任职时间的长短四个方面来操控总经理权力的大小。其中,在总经理权力大的实验组,被试被告知“董事长同时兼任总经理;公司的总经理和两名董事持有本公司一定量的股份;总经理和另外两名独立董事是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其他董事、管理层人员均是本科学历;该公司总经理多年来一直在瑞扬公司工作,并于五年前开始担任本公司总经理”。而在总经理权力小的实验组,被试被告知“董事长并没有兼任总经理;只有公司的董事长和两名董事持有本公司股份,包括总经理在内的其他董事、管理层人员并没有持有本公司的股份;两名副总经理和另外两名独立董事是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其他董事、管理层人员均是本科学历;该总经理之前一直在其他公司任职,去年刚担任瑞扬公司总经理一职”。
 
(2)环境不确定性
 
假设2a和假设2b主要研究的是环境不确定性对高管权力与风险承担关系的影响,因而我们在实验中需要对环境不确定性的高低进行恰当的操控。我们从环境的动态性和敌对性两个维度来衡量环境的不确定性,并借鉴Miller和Friesen(1983)[42]关于环境不确定性的量表,从产品更新速度的快慢、企业是否能够准确把握用户需求的变化趋势、市场上竞争激烈程度以及竞争者行为是否多样来操控环境不确定性的高低。具体来说,在环境不确定性高的实验组,被试被告知“产品更新换代速度较快;企业不能准确把握用户需求的变化趋势;一些原产业链上下游的企业开始挤入市场,越来越多的互联网企业冲击电器行业;市场上涌现出多样化的商业模式”。而在环境不确定性低的实验组,被试被告知“一种新产品的出现往往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引导市场潮流;而且企业能够准确把握用户需求的变化趋势;虽然一些原产业链上下游的企业以及越来越多的互联网企业进军电器市场,但整体来看原来的市场格局并没有发生太大改变;新的商业模式趋于成型和统一”。
 
2.因变量
 
根据研究目的和对象,我们在实验中主要借鉴Covin和Slevin(1989)[43]对风险承担的衡量指标,用高管决策时的态度以及高管决策时对投资项目的选择两个指标来测度高管的风险承担意愿。
 
(1)高管决策时的态度
 
高管在决策时所采取的态度能够反映高管的风险承担意愿,因此我们设计了有关高管在决策时态度的问题来评价高管权力对高管风险承担意愿的影响。我们在实验中询问被试“作为瑞扬公司的总经理,您有多大可能会采取大胆积极的态度进行决策?”,并要求被试在11分量表中打分,0代表不可能,10代表非常可能。
 
(2)高管决策时对投资项目的选择
 
高管风险承担意愿决定了高管在决策时是否愿意选择高风险、高回报的项目,因而我们还进一步设计了有关高管投资项目选择的问题来评价高管权力对高管风险承担意愿的影响,我们在实验中询问被试“作为瑞扬公司的总经理,您在多大程度上愿意投资开发高风险、高回报的新产品?”,同样要求被试在11分量表中打分,0代表不愿意,10代表非常愿意。
 
四、实验结果及分析
 
(一)随机化检查
 
根据实验设计,本文的研究共有4个实验组,分别为高管权力大与环境不确定性高组、高管权力大与环境不确定性低组、高管权力小与环境不确定性高组、高管权力小与环境不确定性低组。在实验过程中,我们对102名被试进行了随机化分组,每名被试分到不同实验组的概率都是相同的。为了保证实验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我们还用SPSS和STATA软件对被试的个人信息(性别、年龄、所学的课程数量、工作年限以及是否有管理经验)进行了随机化检查,确保四个实验组被试的上述信息并不存在显著性差异。我们对不同的信息使用了不同的检验方法,对于性别以及是否有管理经验等分类型信息,我们采用卡方检验进行随机化检验,统计结果显示我们从性别上和管理经验上对被试实现了随机分配;对数值型变量,比如年龄、学习过的财务和会计课程数量以及工作年限等信息,我们采用方差分析进行随机化检验,结果表明我们在这几个因素上也对被试实现了随机化分组。
 
(二)操控检验
 
在本次实验中我们操控了高管权力的大小和环境不确定性的高低这两个自变量。同样,为了检验是否成功实现了对高管权力大小以及环境不确定性高低的操控,我们在实验材料中针对高管权力和环境不确定性分别设计了一个问题来考察被试对高管权力的大小和环境不确定性的高低的感知情况,根据实验被试的回答,检验被试是否真正理解实验操控的自变量。
 
1.高管权力的操控检验
 
我们首先检验了被试是否感知到不同实验组高管权力大小的差异,在实验材料里我们询问被试“您认为在决策时您所拥有的权力大小如何?”,要求被试在11分量表中做出评价(0表示非常小,10表示非常大)。根据表1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出,在高管权力较大组的均值是7.21,在高管权力较小组的均值是4.04,而且由表2的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可知,两组均值存在显著差异(t=12.796,p=0.000),说明实现了对高管权力的操控。
 
2.环境不确定性的操控检验
 
为了检验不同实验组的被试在实验过程中是否准确感知了环境不确定性,我们同样要求被试在11分量表中评价“您认为本行业竞争格局以及市场发展趋势的不确定性如何?”(0表示确定,10表示非常不确定)。表3显示了不同实验组被试感知的环境不确定性程度的均值,环境不确定性高一组的均值为6.86,环境不确定性低一组的均值为3.92。通过表4的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可得两组之间的差异显著(t=13.689,P=0.000),因而本文成功操控了环境不确定性。
 
(三)假设检验
 
1.高管权力对风险承担的影响
 
(1)高管权力对高管决策时态度的影响
 
从表5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可以发现,当高管权力较大时,高管采取大胆积极态度进行决策的可能性均值是6.71;而当高管权力较小时,高管采取大胆积极态度进行决策的可能性均值是5.82。根据表6的方差分析结果可以发现,当高管权力大时其采取大胆积极态度进行决策的可能性均值显著高于高管权力小时的水平(F=19.204,p=0.000)。因此,与高管权力较小相比,当高管权力较大时,高管更愿意采取大胆积极地态度进行决策,从而证实了我们的研究假设H1。
 
(2)高管权力对高管决策时投资项目选择的影响
 
由表7关于高管投资项目选择的统计结果可知,当高管权力较大时,高管愿意投资高风险、高回报的新产品的程度均值是6.04;而当高管权力较小时,高管愿意投资高风险、高回报的新产品的程度均值是5.24。可见,在高管权力大小不同的情况下,高管愿意投资高风险、高回报新产品程度的数值存在着一定差距。另外,根据表8的方差分析结果可得,在高管权力大小不同的情况下,高管愿意投资高风险、高回报的新产品的程度存在显著差异(F=13.414,p=0.000)。因而,我们再次验证了假设H1。
 
通过上述两个方差分析,我们可知在决策过程中,高管权力的大小影响着高管的决策态度以及投资项目的选择。因此,高管权力对风险承担有着显著影响效应。
 
2.环境不确定性对高管权力与风险承担关系的调节作用
 
(1)环境不确定性对高管权力与高管决策态度关系的调节作用
 
从表9统计结果可以发现,在环境不确定性程度较低的情况下,当高管权力大时高管采取大胆积极态度进行决策的可能性均值显著高于高管权力小时的水平(F=23.495,p=0.000),这样假设H2a得到了支持;然而,在不确定性程度较高的情况下,无论高管权力大小,其采取大胆积极态度进行决策的可能性均值不存在显著差异(F=1.603,p=0.212),验证了假设H2b。由此可见,环境不确定性调节了高管权力对高管决策态度的影响。
 
(2)环境不确定性对高管权力与高管投资项目选择关系的调节作用
 
由表10关于高管权力的简单主效应分析结果易知,在环境不确定性程度较低的情况下,当高管权力大时高管愿意投资高风险、高回报的新产品的可能性显著高于高管权力小时的水平(F=20.641,p=0.000),这同样证实了假设H2a;然而,在不确定性程度较高的情况下,无论高管权力大小,其愿意投资高风险、高回报的新产品的可能性均值不存在显著差异(F=0.840,p=0.364),这也验证了假设H2b。因此,环境不确定性调节了高管权力对高管投资项目选择的影响。
 
通过上述两个方差分析,我们可知在决策过程中,环境不确定性调节了高管权力对高管决策态度以及投资项目选择的影响。因而,环境不确定性对高管权力与风险承担之间的关系有着显著的调节作用。
 
(四)附加分析
 
为了排除一些额外变量对本文实验结果的其他解释,我们还对一些可能会对实验结论产生影响的因素,例如被试在实验中做判断和决策时的自信心水平、被试对企业目前财务状况的评价以及被试感知的高管权力和环境不确定性对决策的影响程度等进行了附加分析。
 
首先,为了检验我们在实验中对高管权力和环境不确定性这两个自变量的操控是否会对被试做决策时的自信心水平产生影响,从而影响他们的判断和选择,本文在实验材料中设计了一个问题“对上述两题作选择时,您的自信心水平如何?”。统计分析结果显示,四个实验组的被试的自信心水平的平均值较为相近,且不存在明显差异。此外,为了深入探究被试的自信心水平是否会对其做出的决策和判断产生影响,我们将被试的自信心水平作为协变量,加入到模型中进行方差分析。结果显示,被试的自信心水平没有改变本文的实验结果,高管权力的主效应仍然显著,高管权力和环境不确定性的交互效应同样是显著的,排除了被试自信心水平对本文结果的解释。
 
其次,为了排除被试对公司目前财务状况的评价这一因素对实验结果的影响,我们在实验中询问被试“您认为公司目前的财务状况如何?”,并要求被试在11分量表中作答,0表示“不好”,10表示“非常好”。并将被试的评价情况作为协变量,做了方差分析检验。我们发现被试对公司财务状况的评价也没有改变本文的实验结果,高管权力的主效应仍然显著,交互相应也同样显著,因而排除了这一因素对研究结论的影响。
 
最后,为了考察被试关于自变量对决策影响程度的感知情况,我们在实验中要求被试对以下两个问题做出回答,第一个问题是“在决策时,您认为您的权力对您有多大影响?”,第二个问题是“在决策时,您对行业竞争格局和市场发展趋势的关注程度如何?”,并要求被试在11分量表中做出回答。数据分析表明被试认为权力对其决策的影响较大,且不同实验组之间对权力影响程度的感知不存在显著差异。同样,统计结果发现被试在决策时比较关注外部环境的情况,而且不同实验组被试对环境关注程度的差异并不显著。
 
五、结论
 
本文运用社会心理学中的权力接近与抑制理论,分析了高管权力对风险承担的影响以及环境不确定性对高管权利与风险承担关系的调节作用,采用行为实验研究的方法对假设进行了检验,为高管权力以及外部环境对风险承担影响方面的研究提供了经验证据。本文的实验结果表明,与高管权力较小相比,当高管权力较大的时候,高管更可能采取大胆积极的决策态度,更愿意选择高风险、高回报的投资项目,更愿意承担风险。同时,研究还发现环境不确定性会调节高管权力与风险承担之间的关系。在环境不确定性程度较低的情况下,与高管权力较小相比,当高管权力较大的时候,高管采取大胆积极的决策态度的可能性会更高,愿意选择高风险、高回报的投资项目的程度会更大,风险承担意愿会更强;而在环境不确定性程度较高的情况下,高管权力的大小对风险承担的影响没有显著差异。本文的研究结论从社会心理学的理论视角验证了高管权力对风险承担的影响,为以后公司治理的相关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角度。同时,本文的结论也为企业如何更好地进行公司治理、高管如何更好地进行判断和决策提供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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