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发企业如何从追赶到前沿？_64调剂网-广东MBA/EMBA/MPA/MEM/MTA调剂平台

后发企业如何从追赶到前沿？经典分享

点击数： / 作者：小鹰 / 2018-01-16

后发企业,追赶前沿

经过改革开放近40年的发展，中国后发企业已积累了一定的知识基础与创新能力，出现了诸如华为、海尔、联想等成功追赶的代表性企业。这些后发企业不仅在产业内具有较高的市场份额，而且开始以创新的产品和流程在全球市场上与领先跨国公司进行竞争，进入了超越追赶阶段(beyond catch-up)(Figueiredo，2014；Choung et al.，2014)。少部分企业如华为正在趋近国际技术前沿，开始面临“正在本行业逐步攻入无人区，处在无人领航，无既定规则，无人跟随的困境。①”在这一新的发展阶段，后发企业既有可能实现从“追赶者”到“领导者”的转型跨越，也有可能落入“追赶陷阱”从而重复“追赶—落后—追赶”的循环(Lee & Malerba，2016)，那么，后发企业应该采取怎样的技术学习和创新策略，才能构筑起创新能力进而成为行业领导者(Hobday et al.，2004；Xiao et al.，2013)？在超越追赶阶段，后发企业面对的技术不确定性越来越大，外源技术的可得性难度越来越高，同时企业的战略和学习模式可能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动态演化。已有关于后发国家创新和追赶的研究大都聚焦在追赶阶段，从技术、市场、能力累积、制度变革等视角来解释后发国家企业的追赶问题(Lee & Malerba，2016)，对进入超越追赶阶段后的转型行为和策略却没有给出答案。

中国后发企业产生于充满冲突与悖论的转型经济体中，经常要面对多重且矛盾的挑战(Hoskisson et al.，2013；Peng，2012)，在技术追赶过程中通常呈现出双元性特征(ambidexterity)(Parnge，2012)。因此，双元性学习理论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观察视角，可以帮助我们深入理解后发企业的追赶活动(Li et al.，2013；Luo & Rui，2009)。双元性原指组织在同一时间内既从事探索又进行利用的行为(March，1991；Tushman & O'Reilley，1996)，也被认为组织在同一时间内追逐两个彼此相异甚至相互矛盾目标的行为(O'Reilley & Tushman，2013)。Luo和Rui(2009)认为双元性组合了两种不同力量或战略的优势，提供更多增长机会的同时又维持了发展稳定性，有助于新兴经济体企业克服后来者劣势以及不发达的国家基础来赶超领先企业。不过，组织行为往往有自我增强的惯性趋向，双元性学习很不容易实现(O'Reilly & Tushman，2013)：企业可能会由于过分追求新知识、新技术而陷入探索性学习的“失败陷阱”(Levinthal & March，1993)，或由于过分关注和依赖现有技术而陷入利用性学习的“成功陷阱”(Ahuja & Lampert，2001)。因此，不是所有试图构建双元性学习的企业都能成功，对于后发企业而言，能否进行有效的双元性学习成为其突破超越追赶阶段战略困境的关键(彭新敏等，2016)。

此外，与韩国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出口导向型后发企业不同，中国后发企业的追赶实践是在转型的“所有制制度”、多样的“技术体制”、多层次的“市场空间”以及新兴的“全球网络”四位一体的情境下开展的(吴东、吴晓波，2013)，学习与追赶通常呈现出更为复杂的演化模式，现有文献对这些大型新兴经济体后发企业所面临的独特情境并没有给予充分的关注(Lee & Malerba，2016；应瑛、刘洋，2015)。此外，现有研究主要从静态视角考察双元性学习模式，从动态视角切入对双元性模式本身演化过程的研究仍较为匮乏(García-Lillo F.et al.，2016)，因此，探索中国后发企业技术追赶进程中的双元性学习模式及其动态演化可能会带给我们新的发现和启示。基于上述理论与实践背景，本文试图回答以下两个研究问题：(1)后发企业如何通过双元性学习的构建和转换实现从追赶到前沿的递进？(2)这一递进过程中双元性学习模式演化的驱动机制又是怎样的？

针对上述研究问题，本文以宁波海天集团为例，通过对其1994-2015年间技术追赶历程的深度解析，揭示了后发企业通过不同方式构建双元性学习进而实现了从追赶到超越追赶再到创新前沿的过程与动力机制，识别了该递进过程中不同双元性学习模式及其演化路径，为中国后发企业如何在全球化、复杂且相互冲突又快速变化的环境中有效实现追赶提供了新的解释。

二、文献回顾

(一)技术追赶

后发企业在与国际领先企业竞争的过程中如何实现追赶一直是理论界与实践界高度关注的问题(Hobday，1995；Kim，1997；Dutrénit，2004)。2016年，《Research Policy》期刊特别组织了关于追赶的专刊，试图从更长的时间维度、更广的产业领域来观察和解释技术追赶现象(Lee & Malerba，2016)。

早期的后发追赶研究主要集中在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的企业。如Hobday(1995)通过研究亚洲四小龙电子产业的发展历史，提出了后发企业从OEM到ODM再到OBM的学习路径；Kim(1997)以韩国产业为例，提出从模仿到创新的动态技术学习过程；Lee和Lim(2001)通过对韩国多个产业的经验研究，分析了不同技术体制下不同行业追赶模式的差异，提出了路径追随型(path-following catch-up)、路径跳越型(path-skipping catch-up)和路径创造型(path-creating catch-up)3种不同的技术追赶路径，并强调了内部研发努力在技术追赶中的关键作用；Mathews(2002)则以亚太地区半导体产业为例，提出了后发企业通过国际化追赶的3L框架，即建立关系(Linkage)、杠杆化利用(Leverage)和学习(Learning)。这些基于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企业的研究识别了追赶的不同阶段和路径，构成了后发企业追赶研究的重要基础。不过，这些研究也普遍存在着两个问题：首先，研究的重点在追赶周期的早期，也就是后发企业如何进入和逐渐追赶上，对追赶阶段后期(如超越追赶阶段)如何行动则没有给予注意；其次，对后发企业内部的学习过程普遍采用了一种“故事性叙述”的方式而缺乏理论提炼，进而限制了其理论概化的能力。

21世纪开始，随着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后发企业的追赶研究逐渐向这一区域转移。如Luo和Tung(2007)提出了著名的跳板视角(springboard perspective)，认为新兴经济体中的跨国企业可把国际扩张作为跳板来获取资源，从而减少制度和市场限制进而避免后发劣势；江诗松等(2011)通过吉利汽车的纵向案例研究，提出了转型经济制度环境和后发企业能力追赶的共演过程模型；刘洋等(2013)通过多案例研究，提出了后发企业基于地理边界、组织边界和知识边界的研发网络边界拓展来实现创新追赶的过程与机制；吴先明和苏志文(2014)通过多案例研究，构建了以跨国并购为杠杆的后发企业技术追赶模型，郑刚等(2016)也认为技术并购已成为开放式创新条件下后发企业快速提升创新能力的重要方式。但现有关于中国企业技术追赶的大部分研究往往将西方情境或亚洲追赶情境下的研究理论直接运用于中国情境，忽略了对影响技术追赶的时代特征和中国情境特殊性的关注。如Mu和Lee(2005)采用Lee和Lim(2001)根据韩国技术追赶经验提出的研究框架来分析中国电信行业，指出该行业实现追赶的三大关键因素：市场换技术战略，跨国公司子公司向本土研究联盟、本土企业的技术扩散，以及政府的产业促进政策。Xie和Wu(2003)对照亚洲四小虎的追赶经验，以中国彩色电视机行业的长虹和康佳为例，总结了中国企业追赶特有的5个关键因素：存在大量跨国企业、国内企业的激烈竞争、巨大的国内市场、政府对国内市场逐步自由化和许多有远见的企业家。Xiao等(2013)从知识产权和公司治理角度研究了中国企业的追赶。Gao(2014)则强调了政府支持在技术追赶中的重要作用。尽管这些研究识别了中国企业技术追赶的一些特殊因素，但这些因素与许多新兴经济体甚至发达国家还是有很多类似之处，忽略了中国本土情境因素的特殊作用机制。

现有技术追赶文献讨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如何进入、模仿和追赶上，对后发企业进入超越追赶阶段后如何更进一步引领技术前沿，已有的文献并没有给出明确的回答；其次，已有理论虽然总结了追赶的阶段、路径和关键条件，但并没有回答企业如何在不同阶段间实现“转型”，特别是对学习的微观机制和过程缺乏足够的讨论。

(二)双元性学习

后发企业技术追赶的研究在不同程度上都强调了学习的重要性。如Kim(1997)认为通过有选择地进行学习而累积的技术能力，是韩国企业能够实现从模仿到创新的关键原因；吴晓波等(2006)认为，追赶过程中的技术范式转变期是后发企业赶超领先者的难得的“学习窗口”，企业需要在对现有知识和能力进行开发与新知识和新技能进行探索之间取得平衡，即构建起双元性学习；有的研究甚至直接指出了双元性学习对于后发企业的特殊意义，如彭新敏等(2011)发现，基于二次创新动态追赶过程，后发企业组织学习会相应地由间断式平衡向双元型平衡演化。

结构双元理论认为，企业通过高度差异化又松散耦合的不同子单元分别开展探索和利用，在整体上可获得极大的竞争优势(Tushman & O'Reilly，1996)。随着战略联盟等企业网络的兴起，学者们围绕着双元性构建方式产生了争论：双元究竟是通过内部组织(internal)还是外部合作(external)来实现(Raisch et al.，2009)？Benner和Tushman(2003)认为，探索或利用过程的外部化会增加对不同事业部之间进行战略整合的困难，因此更支持在企业内部同时进行探索和利用活动；Lavie和Rosenkopf(2006)、Rothaermel和Deeds(2004)等则认为，从外部获取知识有助于企业重构已有知识库，因此企业可以通过外部化的活动如外包或联盟来构建双元性。Rothaermel和Alexandre(2009)认为企业在进行技术搜索时需要考虑两种平衡(见图1)：一种是内部和外部技术搜寻的平衡；另一种探索和利用的平衡。其中，组织边界分为组织内部和组织外部两个类别，组织内部指企业独立新建部门或事业部等方式，组织外部包括战略联盟、并购等方式。技术边界是针对企业自身而言，其所搜寻的技术是已有的技术还是新颖的技术。如果搜寻的技术对企业来说是新颖的，则为探索；如果企业搜寻的技术是在企业已有技术范围内的，则为利用。

在图1中，象限Ⅰ可称为“内部利用”，指企业通过组织内部挖掘现有技术知识；象限Ⅱ可称为“外部利用”，指企业通过外部开发现有技术知识；象限Ⅲ可称为“内部探索”，指企业通过内部获得新技术知识；象限Ⅳ可称为“外部探索”，指企业通过外部获得新技术知识。在此基础上，Simsek等(2009a)进一步根据企业双元的实现是否跨越了组织边界，把双元分为跨越组织的“分隔型双元”(partitional ambidexterity)和组织内的“自洽型双元”(harmonic ambidexterity)两种类型。Stettner和Lavie(2014)则进一步比较了双元性构建中企业内部(internal organization)、联盟(alliance)与收购(acquisition)3种组织结构分离方式对探索和利用的不同影响。通过对190家美国软件企业1990-2001年的面板数据分析发现，基于新知识获取和整合程度的差异，企业内部组织更有利于利用，外部收购更有利企业进行探索，联盟则居于二者之间；通过外部导向的模式如收购或联盟进行探索，同时利用内部组织进行利用会更好地提高企业绩效。不过，正如他们自己所提醒的，该研究发现只是局限于美国软件产业，其他产业或情境中可能存在不同的内外部组合模式。对于后发企业来说，上述3种双元结构分离方式在技术追赶中的具体组合及适用阶段需要进行深入的探讨。

更为重要的是，双元性学习是一个动态的任务而不是静态的匹配(Raisch et al.，2009)，双元性模式选择面临着外部环境与内部组织的双重驱动，现有研究也主要从外部和内部权变视角探讨了双元性模式选择的影响因素。Simsek(2009b)提出的组织双元性构建的理论框架中，认为组织内部因素中的双重结构、行为情境和高管团队行为整合是决定因素，外部环境因素中的环境动态性与环境复杂性则是重要的调节变量。Luo和Rui(2009)同样认为，新兴经济体跨国企业的双元性受到企业内部和外部市场两个层面因素的影响，内部因素包括所有权结构、国际经验、组织技能、战略意图等，外部因素包括市场类型、制度环境、目标市场开放度等。Lee和Malerba(2016)认为一个特定的产业体系中的机会窗口可能会在技术、市场和制度或政策3个维度上开启，追赶企业和在位企业对窗口做出的“响应”共同决定了它们相对位置变化。对于中国后发企业来说，它们在追赶过程中面临着特殊的技术、市场与制度情境(吴东、吴晓波，2013)。

基于上述研究，本文将从技术体制、市场需求和企业能力累积3个维度共同考察它们对双元性学习模式演化的驱动机制。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了纵向案例研究设计。首先，案例研究方法适合回答“怎么样”和“为什么”类型的研究问题(Eisenhardt，1989；Yin，2014)。其次，采用纵向案例分析，可以确认关键事件发生的次序，有利于构念间因果关系的识别(Eisenhardt，1989)；现有双元性的案例研究亦表明，纵向案例研究有助于洞察组织双元现象中的动态过程，揭示企业在发展中如何动态平衡探索和利用(O'Reilley & Tushman，2013)。

(一)案例选择

首先，本文选择了国内注塑机行业作为案例研究的产业情境。选择该行业是因为该产业属于技术密集型装备制造业(彭新敏、郑长娟，2008)，技术创新活动较为频繁，行业主导技术呈现出不断变迁的特征，有利于我们观察不同技术范式下国内企业学习与追赶的过程。注塑机主要由注射装置、锁模装置、驱动系统及电子控制装置4部分运作装置组成。本文根据注塑机锁模装置和驱动系统两种核心技术的变化，并充分考虑国内注塑机企业不同年代掌握的注塑机技术的变化，进而识别出该行业三代典型的技术范式，它们各自的技术特点如表1所示②。

其次，根据Eisenhardt(1989)的建议，案例选择应遵循理论抽样原则，亦即所选案例是处于理论发展的需要。根据本文研究的主题，我们最终选择了国内注塑机的领先企业海天塑机集团(以下简称海天)作为案例研究对象。海天前身是一家生产小五金件的乡镇企业，于1966年在宁波创立，70年代初开始生产注塑机。1994年，海天销售收入达到1.38亿元，成为国内规模最大的注塑机企业，并自此开启了对国际领先企业的技术追赶。1994-2015年间，海天销售收入一直保持高速增长，年增长率为82.8%，2015年销售额达到了70.57亿元，成为了全球产量和销售额均第一的注塑机企业(如图2所示)。

基于表1的三代技术范式，海天目前开发的注塑机产品也相应地形成了三大系列，包括基于中小型液压注塑机技术的“天剑”品牌系列、基于大型液压注塑机技术的“海天”品牌系列，以及基于全电动注塑机技术的“长飞亚”品牌系列。此外，世界上锁模力最大的二板式注塑机、行业前沿产品全电动注塑机等产品的成功开发，标志着海天在注塑机市场上已经成功地实现了对领先企业的赶超③。海天的技术发展已经历了比较完整的技术追赶过程，非常适合本文的研究主题。

(二)数据收集

本研究主要采用了深度访谈、文献资料、档案记录等3种不同的数据收集方法，确保通过多样化的研究信息和资料来源以对研究数据进行相互补充和交叉验证(Yin，2014)。不同的证据来源构成了“资料三角形”(Patton，1987)，避免了共同方法偏差，有利于验证同一个事实，提高了案例本身的建构效度。

1.深度访谈。从2012年开始，论文作者们共进行了23次的面对面企业人员访谈：一是企业内部人员访谈。针对海天人员访谈19次，主要包括中高层管理者、技术经理和高级技术人员。二是行业专家访谈。为了解我国注塑机行业发展现状及行业内对海天的看法，本研究还对中国注塑机行业协会、宁波注塑机行业协会的负责人进行了4次访谈。每次访谈、讨论的平均持续时间约为2小时，并在访谈结束12小时内，对访谈记录进行整理。

2.文献资料。一是通过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行业统计报告、行业协会刊物等检索与海天相关的文献。二是通过百度搜索有关海天的信息。三是通过海天集团网站、政府主管部门网站以及宁波塑机网等行业协会网站了解海天的相关信息。四是通过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CNIPR中外专利数据库服务平台检索海天的专利申请情况。

3.档案记录。一是公司年报。查阅海天2006年香港上市的招股说明书，2006-2015年间的公司年报和中期报告。二是公司大事记。海天发展史编辑委员会编写的1966-2013年海天发展过程中的重要里程碑事件。三是宣传资料。通过查阅海天各时期的内部刊物、合作协议、产品介绍和高层讲话资料等了解海天相关信息。

(三)构念测度

在构念测度上，我们一方面遵循有利于知识积累的原则，充分借鉴现有文献已有的衡量方法，整理出与案例数据最匹配的测度方法，如我们借鉴现有研究成果，测量技术体制、市场空间、企业能力累积、技术追赶结果等构念。另一方面，我们保持相对松散的概念类型(Laamanen & Wallin，2009)，使关键构念能从案例数据中涌现出来，如在实际操作中，我们结合半结构访谈和文献研究，来发展不同类型的“双元性学习模式”。

1.技术体制。Lee和Lim(2001)认为，技术体制主要由技术轨道切换(fluidity of technical trajectory)、创新频率(frequency of innovation)和外部知识库可利用性(access of external knowledge base)3个维度构成。本文研究情境集中在注塑机产业内，创新频率相对稳定，因此主要从技术轨道切换和外部技术获取两个方面来衡量技术体制。

2.市场空间。也可称为市场梯度，指行业中从低端到高端各个细分市场连续、均匀分布的程度(陈晓玲，2013)。产业市场空间情况会对产业内企业的市场竞争策略和创新策略产生重要影响。市场空间大，首先意味着该产业里各种层次的需求均存在；其次，每个细分市场的需求量都达到了一定的规模，需求分布相对均衡，而不是集中在个别的细分市场。因此，本文从市场规模和市场细分两个方面来衡量市场空间。

3.企业能力累积。对于机床、通讯、汽车等很多装配产品工业来说，为满足多样化的客户需求，他们通常基于产品平台进行系列产品开发(王毅、袁宇航，2003)。本案例中的注塑机属于典型的装配制造产品，因此向市场提供产品的自主产品开发平台可以反映企业产品开发经验和知识积累情况(孙喜，2014)。另外，根据Lall(1992)的技术能力分类框架，企业的产品开发能力按照技术复杂程度的高低可以分为3种类型：一是基于经验的产品开发，主要根据当地市场需求对产品设计进行微调；二是基于搜寻的产品开发，主要提升产品质量、引进和消化产品制造技术；三是基于研究的产品开发，主要通过新技术研发来进行内部产品创新。因此，本文通过企业的“产品开发平台”来测度企业能力累积情况，具体指标包括企业技术或研发部门设置情况、政府部门工程技术中心认定等级两个方面进行综合判断，最后确定该阶段产品开发平台是基于经验、基于搜寻还是基于研究主导。

4.双元性学习模式。基于图1的双元性分析框架和半结构访谈过程，我们逐步发现了双元性学习模式的测度方式：首先，判断案例企业有没有进行双元性学习。如果案例企业在既有技术范式内开发新产品或对已有产品升级，则为利用性学习；如果案例企业在新技术范式内研发新产品，则为探索性学习；如果在同一阶段内，企业同时开展了两种学习，则判定企业进行了双元性学习。需要注意的是，本文研究在组织层面，因此对既有技术范式和新技术范式的判定是相对企业自身而言。其次，确定案例企业采用何种结构分离方式分别开展利用性学习和探索性学习。如果通过企业内部或者独自新建事业部，则为组织内的学习；如果通过联盟与其他企业合作或并购其他企业，则为跨组织边界的学习。

5.技术追赶结果。本文把新产品作为分析技术追赶结果的主要单元(Tushman & Murmann，1998)，并采用主观指标和客观指标对技术追赶结果共同进行测度(Lee & Kim，2001；江诗松等，2011；彭新敏等，2011)。主观指标通过代表性产品的新颖度进行衡量，客观指标包括新产品销售值占比和专利申请数量。一是代表性产品的新颖度。本文从锁模力、注射量以及精密性等技术指标以及产品获奖情况来度量注塑机产品的新颖程度，并分为“国内先进”、“国内领先”、“国际先进”、“国际领先”4个等级。二是新产品销售值占比。即该阶段新技术范式下所开发的产品在整体销售值中的比例，可以用来进一步确定双元性学习的结果。三是专利申请数。即企业该阶段所申请的国内外专利数量，专利数量作为补充来测度技术追赶结果。

(四)阶段划分

在纵向案例研究中，首先要进行阶段的划分(彭新敏等，2011)，主要依据是导致研究构念发生剧变的关键事件和转折点(江诗松等，2011)。本文的研究主题是技术追赶和双元性，根据海天不同年代掌握的注塑机技术的变化和经济指标情况④，我们鉴别出企业技术追赶的关键事件如下：1994年之前，海天处于构建初始生产能力和必要知识基的起步阶段，主要基于传统液压技术生产注塑机，尚未进行真正意义上的技术追赶，也没有构建起双元性学习(彭新敏等，2016)；1994年，海天主要经济指标第一次位于全国行业之首，之后一直引领着国内注塑机行业的技术发展；2001年，海天正式启动全电动注塑机的研发；2005年，海天与德国德马格的合资到期结束；2006年，海天在香港上市；2008年，海天“长飞亚”全电动注塑机开始批量生产。因此，本文考察期选择从1994年开始，其中1994-2000年为“追赶时期”，2001-2008年为“超越追赶时期”，2009-2015年为“创新前沿时期”。由于本文主要考察海天不同时期之间的转型过程，因此以2005年为时间节点，将“超越追赶时期”分为前后两段，最终把海天技术追赶分成两次转型阶段：1994-2005年为海天“从追赶到超越追赶”阶段，技术发展方向是注塑机锁模力不断增大，海天完成了中小型液压注塑机向大型液压注塑机转换；2005-2015年为海天“从超越追赶到创新前沿”阶段，高效率、高精密度注射成为行业新兴的发展方向，海天掌握了以全电动为代表的高精密注射技术。

(五)数据编码

本文采用内容分析法(Strauss & Corbin，1998)对案例资料进行汇总、提炼和分析。首先，将各类案例资料文本化并进行汇总，形成整体性的文字材料；其次，对该文字材料进行数据编码以识别核心构念并进行分类，在此基础上提炼出研究的主题；第三，利用表格对涌现出来的主题进行分析，进而探讨不同主题间的内在关系。资料分析和编码由2名研究人员背靠背独立进行，编码时主要以本文所涉及的主题和构念为参考依据，最后归类表格以技术体制、市场空间、企业能力累积、双元性学习模式、技术追赶结果作为划分依据(见表3)。

具体编码和归类过程介绍如下：(1)数据来源编码。对于访谈调研得到的第一手资料，通过海天高层管理者获得的编为M1，通过海天技术经理和高级技术人员获得的编为M2，通过注塑机行业协会获得的编为M3。在编码过程中，对同一来源或文本意思相近的表述只计算为1条条目。对于二手资料，通过文献资料获得的编为S1，通过档案记录获得的编为S2。通过对数据来源资料的初始编码，本文得到了包含258个条目的一级条目库。(2)按阶段对一级条目库进行一次编码。将这258个条目按照上述两个阶段进行分类，得到各个阶段的二级条目库，其中第一阶段有106条，第二阶段有152条。(3)按关键构念进行二次编码。根据技术体制、市场空间、企业能力累积、双元性学习模式和技术追赶结果5个关键构念对二级条目库中的条目进行二级编码，并将二级编码后的条目分配到5个构念条目库中。其中2人同时编码一致的条目才进入构念条目库中，对于意见不一致的条目，由研究小组全体成员讨论确定进入构念条目库或删除。经过该环节，剔除了40个条目，最终确定218个构念条目。(4)按测度变量进行三级编码。技术体制构念条目库中的条目根据技术轨道切换和技术获取难度进行编码，市场空间构念条目库中条目根据市场规模和市场细分进行编码，企业能力累积构念条目库中条目根据产品开发平台进行编码，双元性学习模式构念条目库中条目根据学习类型和组织结构分离方式进行编码，技术追赶结果构念条目库中条目根据产品新颖性进行编码。三级编码过程为，由2人各自将各构念条目转化为与测度变量相关的关键词，再将关键词与预设的关键词表进行比对，根据语义的相同或相近确定对应的编码结果。如果2人编码结果一致，则肯定该编码结果，否则由研究小组全体成员共同讨论确定。之后，本文又对比了两次追赶阶段相关构念和编码的变动情况，在数据和理论之间来回转换(毛基业、李晓燕，2010)，比较了不同追赶阶段的双元性学习模式与驱动因素的变化，最后归纳出追赶过程中双元性学习模式的演化路径，发掘出其中的关键因素与驱动机制。

(六)信度与效度保证

根据Yin(2014)的观点，案例研究质量要从构念效度、内部效度、外部效度和信度4个方面进行检验。

1.构念效度。本文采用了3种策略来保证对被研究的构念进行了准确的操作性测量。首先，运用多重证据来源，本文采用了深度访谈、外部文献(媒体报道、网站数据、公司年报、期刊论文等)、内部文档(项目报告、销售数据等)等3种不同的数据收集方法，确保通过多样化的资料来源以对研究数据进行相互补充和交叉验证；第二，建立证据链，本文运用多种证据对企业技术追赶过程中的探索和利用关系进行了描述，使得各种资料和证据具有连贯性并符合一定的逻辑；第三，重要信息提供人的审查，通过与海天受访者的不断沟通，让其对案例调查报告进行检查和核实，确保真实性和清晰度，避免研究者的个人偏见。

2.内部效度。首先通过文献回顾和理论分析，提出了双元性学习可能的理论模式，然后，通过案例分析审视理论模式是否与实证数据上的模式相匹配，确保研究的内部效度。

3.外部效度。在研究设计阶段就用技术创新、后发追赶、组织双元性等相关理论来指导本案例研究，并遵循分析性归纳的逻辑，通过与现有理论及文献对话，尽力从案例研究结果中总结出有关企业双元性学习模式的更抽象、更具概括性的理论，以增加研究的外部效度。

4.信度。通过创建案例研究数据库来提高案例研究信度，包括访谈录音、访谈文本、现场笔记、内部文档、期刊论文、新闻报道等资料，以便能够进行再检查与再分析。

四、案例描述

(一)从追赶到超越追赶(1994-2005年)

20世纪90年代，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塑料制品市场需求在不断增长的同时，逐渐从一般的日常塑料品扩展到家用电器、机电设备、汽车零部件、包装材料等新兴领域，因此产生了对大型注塑机的强劲需求，行业主导技术也逐渐从中小型液压注塑机转变为大型液压注塑机。

70年代初，海天领导人意识到塑料制品不断增长的市场需求，开始由原来的小五金厂转向注塑机生产。通过对国有企业的技术学习和自身的技术努力，海天逐步掌握了简单的、成熟的小型液压注塑机生产技术，并开发了相应的产品。进入90年代后，为满足注塑机市场迅速增长以及日益多样化的客户需求，海天开始建立新产品开发平台，典型事例如1990年海天引进北京化工大学的“注塑机合模系统优化软件”，开始了HTF注塑机系列产品开发；1992年，海天在企业内部成立了塑料机械研究所，进一步加大了技术开发力度。经过20多年的技术学习和积累，并凭借其民营企业的机制优势，海天在经营上很快超过了其他生产注塑机的国有企业，1994年综合经济指标首次跃居全国同行之首，技术上也处于国内先进水平。典型证据如，1991年海天6300克注塑机试制成功，显示海天具备了中小型液压注塑机的开发与生产能力，但与国际领先的注塑机企业相比，海天依然缺乏高性能的大型注塑机生产与开发的能力。

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开放以及规模庞大的塑料加工设备市场需求，吸引了世界领先的注塑机跨国企业纷纷来中国投资生产。由于对中国市场的不熟悉，这些跨国企业往往通过各种方式与国内企业进行注塑机合作生产，而国内注塑机厂家也通过与跨国公司合作来学习先进制造技术并提高产品技术含量。1996年，海天与来中国寻求合作的德国德马格公司董事、执行总裁弗朗兹先生达成初步合作生产意向。合作的方式是双方共同投资建立合资企业生产高性能大型液压注塑机，由德马格提供图纸和生产技术，海天负责加工、销售和售后服务。正如在访谈中集团技术总裁提到的，“我们和德国的合作，德国人看中的是中国市场，我们公司初衷就是为了学习技术，签了10年合约，通过合作达到共赢，他们在国内立住脚了，这对我们来说也有好处，获得了技术。”虽然当时合作的大型液压注塑机技术在国外较为成熟，对于国内注塑机企业却是新兴技术，因此为消化吸收德马格高性能的大型注塑机技术，海天当年成立了技术开发中心。“他(德马格)是整个图纸过来，包括加工设计，我们技术开发中心先研究、消化，再发到生产部门去加工。”(集团技术总裁)。1998年，海天与德马格注塑机集团合资的“德马格海天塑料机械有限公司”正式运行，同年海天另外新建了“大榭海天机械有限公司”继续保持对原有中小型注塑机的生产。为进一步完善产品开发平台，海天原先建立的塑料机械研究所1998年升级为市级塑料机械工程研究中心，1999年又进一步升级为省级高新技术企业研究开发中心，2001年海天对原技术开发中心进行重组，在原来技术部和开发部的基础上，新增了研发中心和中试车间两个部门，产品开发平台逐渐从经验主导向搜寻主导过渡。

该阶段，海天逐渐掌握了大型液压机技术并开发了一系列相应的新产品。例如，至2002年，HTF机型已涵盖锁模力60～4000吨注塑机，逐渐进入到汽车塑件等国内大型液压注塑机市场，同时开始向其他国家出口大型注塑机。代表性产品如1997年海天开发出当时中国最大锁模力2500吨的注塑机HTF2500，2002年开发的亚洲最大锁模力的注塑机HTF3600，正如一文献资料所述，“海天的HTF3600注塑机，不仅是海天公司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也是国家塑机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代表着我国民族塑机工业的最高水平。”

据中国注塑机行业协会统计，2003年海天注塑机国内市场占有率第1，全球产量第1、销售额第5，产品出口到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大型注塑机销售额已占到公司总销售额的1/3，形成了较为合理的大中小型液压注塑机市场结构。如表5所示，从2003-2008年海天注塑机销售数据看，中小型注塑机比例从68.4%下降到2008年的61.8%，大型注塑机销售比例则从31.6%上升到38.2%。

另外，自2001年海天成立了研发中心，海天也开始有了相关注塑机技术专利申请，该阶段累积申请专利24项(见表6)。

这一阶段典型引用语举例及编码结果如表7所示。编码结果显示，从追赶到超越追赶阶段，海天面临的技术体制特点是两种成熟技术的轨道转换以及较为容易的外部技术获取，同时面临着持续增长的市场规模和不断增加的细分市场。海天在基于经验的产品开发平台上，通过合资企业和新建事业部同时开展新产品的探索和对已有技术的利用，最终产品性能从国内领先达到了国际先进。

(二)从超越追赶到创新前沿(2005-2015年)

进入21世纪后，随着电子信息、医疗器械、通讯设备等行业对塑料制品需求的兴起，注塑机开始向高精密度方向发展，全电动注塑机因其有更高的锁模精度、注塑精度和注射效率，正成为新一代精密注塑机主导技术范式。不过与传统液压注塑机相比，全电动注塑机伺服电机技术、电器控制系统都非常复杂，技术进入壁垒很高。“那个时候(2000年)伺服电机对我们来说还是很生疏，基本上都是进口，国内造一个伺服电机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塑机技术总监)。另外，国外注塑机企业在熟悉了中国的市场环境以后，不再满足于转让技术合作生产，独资化比例越来越高，在一些高端技术的转让上态度也越来越谨慎。海天作为注塑机产量世界第一的公司，成为许多跨国公司的竞争对手，更是难以通过与跨国公司的直接合作来获取相关技术转移。“我们对这个东西(伺服电机技术)很难理解，而且日本当时对我们也是封锁。”(塑机技术总监)。因此，早在2000年，海天就在企业内部开始了对全电动注塑机的自主探索，典型证据如2001年海天研发中心的研发二部就专门开发全电动注塑机技术、2005年与北京化工大学合资成立了海天北化科技有限公司研究和开发新兴塑料加工技术，同年原省级塑料机械技术中心再次升级为国家级。

经过几年的努力，2005年海天自主试制成功了第一台全电动注塑机HTD86，并开始投入生产，但由于技术尚不成熟，客户购买的产品在使用一段时间后，频频出现机器运行稳定性差、故障率高、制品精度低等问题，产品在市场上遭遇滞销，客户不再下单甚至提出了退货的要求。“2005年投了5000万，决定造300台，当时很贵，价格30万一台销售价，造完以后发现卖不掉，1000万再回收利用，总共损失了4000万。”(塑机技术总监)。为了突破全电动注塑机技术瓶颈，2005年底，海天开始寻求跨国技术并购的研发策略。“我们当时(2006年)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德国收购工厂。”(塑机技术总监)。经过一年的搜寻和洽谈，2007年，海天正式收购了德国一家注塑机研发公司长飞亚，并从国内派遣了3个技术人员参与德国研发中心的工作。“我们还有另一个大动作，德国塑机协会主席，我们招聘过来。”(塑机技术总监)。2005年底，海天曾聘请德国塑机协会主席Franz教授担任海天发展战略委员会委员，就本公司的业务发展战略向董事会提供意见，随着2007年海天对德国长飞亚的收购，Franz教授正式加入海天集团，担任集团的执行副总裁，负责协调宁波研发部与德国长飞亚研发中心共同开发全电动注塑机。通过中德工程师的共同努力，海天对原来的HTD问题取得了突破性技术解决，机器性能得到极大提升。2007年10月，海天成功开发出长飞亚天锐VE系列注塑机，“这个我们为什么成功了呢？因为VE设计的时候，HTD吃过的苦头在这个VE上得到了解决。”(塑机技术总监)。同年，天锐VE系列注塑机参加了10月份在德国举行的注塑机行业内规模最大的K展。“当时VE有几个好处，形象变了，外形设计还是依托德国那边，做形象设计和工业美学，这个做完以后就协调了，对国内客户来说就洋气了。”(塑机技术总监)。2008年，海天注册了“长飞亚”新品牌，在国内投资新建了全电动注塑机事业部“宁波长飞亚塑料机械有限公司”，开始批量进行全电动注塑机生产。“08年卖出83台、09年153台、10年500台左右、11年1000多台，后来每年大概就是20%增长。”(塑机技术总监)。为进一步提高全电动注塑机性能，2007-2011年，海天与北京化工大学共同完成了一项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重点项目，旨在解决精密塑料注射成型的关键工艺，2010年海天又在日本设立了技术中心，初步形成了全电动机技术的全球研发网络，产品开发平台从搜寻主导转向研究主导。2014年，海天在宁波春晓的全电动注塑机新生产基地开工，专门生产650公吨以下的全电动注塑机，“现在一个月(全电动注塑机)就能卖200多台。”(塑机技术总监)，彻底打破了日本厂家对该高端市场的长期垄断。

与此同时，2005年海天与德马格的合资到期结束，合资公司归德马格所有，海天则通过新成立其他事业部继续生产和改进液压注塑机技术。典型证据有，2007年海天新注册了“天剑”品牌，并在无锡新建了“无锡天剑”子公司生产PL系列通用型液压注塑机；在大型液压注塑机技术上，随着技术的发展，出现了更适合成型容模量较大的二板式注塑机，2007年海天成功开发了大型二板液压注塑机系列产品，并重组了“海天重工”事业部专门生产“海天”品牌中大型液压注塑机；建立了“海天华远”事业部，专门针对国外市场生产和销售注塑机。

该阶段，海天在大型注塑机技术和全电动注塑机技术上的代表性产品如表8所示。典型产品有：2013年开发了全球最大锁模力的JU66000二板式液压注塑机；2010年中德12名工程师共同研制了“长飞亚天润ME”注塑机，该机型拥有十多项欧洲专利；2012年第二代天锐VE开发成功，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正如塑机技术总监评价到，“VE现在可以达到90分，和日本发那科(FANUC)的全电动只差10分。”

该阶段，海天拥有了长飞亚、海天、天剑三大品牌，全面覆盖了高、中、低档注塑机市场，国内市场占有率第1，全球产量和销售额均第1，产品出口到12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多个国家建立了装配中心和生产基地，成为全球最大的注塑机生产商和先进塑机技术提供商。如表9所示，海天中小型液压注塑机、大型液压注塑机和全电动注塑机在2015年的销售额比例分别为54.3%、36.3%和9.4%，形成了老产品和新产品混合的格局。特别是，中小型液压注塑机的销售比例从2009年的68.7%下降到2015年的54.3%，而全电动注塑机销售比例从2009年仅1.1%上升到2015年的9.4%。

最后，该阶段海天在专利申请数上也急剧上升，共有196项专利申请，平均每年约20项(见表10)。

这一时期典型引用语举例及编码结果如表11所示。编码结果显示，从超越追赶到创新前沿阶段，海天面临的技术体制特点是成熟技术与新兴技术的轨道转换，外部技术获取受到严重限制，但需求市场仍然持续增长并出现了新的细分市场。海天在基于搜寻的产品开发平台上，先是通过并购构建了双元性学习，再通过不同内部事业部构建了双元性学习，最终部分产品性能从国际先进达到了国际领先。

五、案例讨论

(一)双元性学习的构建与演化

表7和表11对海天技术追赶阶段的编码结果涌现出了3种不同的双元性学习构建方式，同时根据企业实现双元是否跨越组织边界(Simsek et al.，2009a)，以及Meyers(1990)和吴晓波(1995)对后发企业技术追赶过程中组织学习的分类，这3种双元性学习模式分别定义为：追赶阶段基于联盟的“分隔型双元”(partitional ambidexterity)、超越追赶阶段基于并购的“过渡型双元”(transitional ambidexterity)和创新前沿阶段组织内主导的“自洽型双元”(harmonic ambidexterity)，每个阶段双元性学习的主导模式及演化路径。

1.基于联盟的分隔型双元，指企业通过内部自建事业部和外部联盟的跨边界组合来同时实现探索和利用(Simsek et al.，2009a)。企业既可以通过内部利用和联盟探索的组合构建双元，体现为图3中象限Ⅰ和象限Ⅳ的组合；也可以通过联盟利用和内部探索的组合构建双元，体现为图3中象限Ⅱ和象限Ⅲ的组合。本案例中，海天在追赶阶段采用了象限Ⅰ和象限Ⅳ组合的“分隔型双元”模式(图3中①)：在利用性学习方面，海天新成立了“大榭海天机械有限公司”继续开发和生产原有液压注塑机产品；在探索性学习方面，海天则通过与德马格新建的合资企业进行大型液压注塑机的开发与生产。

2.基于并购的过渡型双元。指企业通过内部自建事业部和外部并购的跨边界组合来同时实现探索和利用。之所以称之为过渡型双元，是因为对处于技术追赶动态过程中的后发企业而言，在新旧技术范式交替的特殊时期，还存在一种过渡型学习(transitional learning)(Meyers，1990；吴晓波等，2009)。后发企业在完成对引进技术消化吸收、形成一定技术发展能力的同时，却又不得不在发达国家新的技术进展或新技术范式出现面前再次落后，发生危机(吴晓波，1995)，过渡型学习(transitional learning)则是为了适应重大环境变化而探索战略性转变和系统重构的可能，把分析理解外部环境中与己相关的重大事件和信息作为首要任务，为未来发展进行多维的探索(Meyers，1990)。在本案例超越追赶阶段的初期，海天为了获得国外正在新兴的全电动技术，即采用了“过渡型双元”(图3中②)：一方面海天通过独立事业部继续保持液压注塑机开发和生产，同时另一方面公司内部研发部门开始自主探索新兴的全电动注塑机技术；在经历了第一次内部探索开发失败之后，又通过跨国收购和引智方式进行跨边界的技术整合，体现为图3中的象限Ⅰ和象限Ⅳ(外部并购)的组合。随着国内外研发团队的不断融合，海天在一年之后终于成功开发出新一代全电动注塑机，同时随着这一新技术开发过程，企业基于研究的自主产品开发平台得到完善，企业开始进入到技术创新的前沿。因此，基于上述理论基础和案例涌现的结果，本文进一步认为，过渡型双元学习是后发企业实现从一个技术范式向另一个技术范式的重要准备阶段，是超越追赶阶段双元性学习的主导模式。

3.组织内部主导的自洽型双元。指企业通过在组织内部自建不同事业部以同时实现探索和利用(Simsek et al.，2009a)，对应于图3中象限Ⅰ和象限Ⅲ的组合。本案例中，海天在创新前沿阶段采用了“自洽型双元”模式(图3中③)：在利用性学习方面，海天一方面通过新注册的“无锡天剑”子公司进行中小型通用液压注塑机开发，同时又重组了“海天重工”事业部继续开发和生产大型液压注塑机；在探索性学习方面，海天则通过新成立的“长飞亚”事业部进行全电动注塑机技术及产品开发。

综上所述，一方面，在技术追赶的每个阶段，海天都通过新建事业部进行组织结构分离，在空间上了形成相对独立的利用事业部和探索事业部，并且将不同的产品开发任务分配到相应的事业部中，这既保持了利用事业部既有的生产与经营惯例，也保证了探索事业部有足够的自由和弹性来发展新的知识和技术，实现了双元性学习；另一方面，海天在不同追赶阶段采用了不同的双元模式：在“分隔型双元”模式中，企业通过分离不同的任务单元来完成成熟技术追赶中利用与探索的双重任务；在“过渡型双元”模式中，后发企业通过跨边界的探索和利用的组合进入新兴技术产品市场；当后发企业进入竞争的前沿时，基于内在创新能力的“自洽型双元”成为企业创新的主要模式，由此形成了双元性学习模式持续的动态演化。

综合表4～表11的分析结果，本文总结并比较了海天前后两次技术追赶转型的特征(见表12)。从技术追赶结果上看，在两次转型追赶成功后，海天的创新能力都得到了显著提升：(1)第一次转型追赶阶段海天共申请专利42项，发明专利有4项，开发的大型液压注塑机产品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可见，这一阶段中，海天已在成熟技术领域累积起了必要的能力基础，成功实现了在大型注塑机技术的追赶。(2)第二次转型追赶阶段海天申请专利数增长到196项，且其中发明专利46项，占到总数的23.5%，开发的大型液压注塑机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全电动注塑机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通过有效的双元学习模式进入了创新前沿。接下来我们将分析后发企业是如何通过技术体制、市场空间和能力累积的变化来促进双元性学习模式的演化，并最终实现从追赶到前沿的递进。

1.技术体制的驱动机制。从表12中可以看出，在两次转型追赶阶段，海天都通过双元性学习抓住了技术体制变化产生的追赶机会窗口，不过前后采用了不同的双元性学习模式。

(1)从追赶到超越追赶阶段，主导技术轨道由“中小型液压注塑机”向“大型液压注塑机”转变，属于两种成熟技术轨道之间的转换，技术进入壁垒相对较低。虽然在当时大型液压注塑机技术相对于我国企业是新兴的技术，但是该技术在国外相对比较成熟，如欧洲20世纪50年代就已经掌握了大型二板式液压注塑机技术，因此，外部知识源较为成熟和完整，跨国公司也愿意向后发企业转移该技术，外部技术知识获取相对比较容易。通过与合作伙伴建立合资企业的联盟方式，既可部分地利用企业已有的技能与知识，又可有效地使用合作伙伴的互补性知识(Stettner & Lavie，2014)，因此该阶段海天在大型液压注塑机技术上表现出基于联盟的探索性学习，同时通过企业独立事业部“大榭海天”继续挖掘中小型液压注塑机技术，在两种成熟技术之间整体上形成了跨组织的“分隔型双元”。

(2)从超越追赶到创新前沿阶段，技术轨道由“液压注塑机”向“全电动注塑机”转变，属于成熟技术与新兴技术轨道之间的切换，技术进入壁垒相对增加。全电动注塑机技术在国外也属于新兴的技术，该技术的发源地日本也是在20世纪90年代才比较完整地掌握了该技术，因此国外注塑机企业不愿意直接向中国企业转移该技术，产生了技术引进的“天花板效应”(张米尔、田丹，2008)。此外，全电动注塑机采用了与传统液压注塑机完全不同的驱动系统，对各零部件的精密度也有着更高的要求，企业既需要进行架构创新以改善各元件与核心设计之间的匹配，也需要引入新的元件技术以实现新的核心设计理念(吴晓波等，2009)。因此，这两种技术轨道在知识属性上存在较大差异，导致海天原有液压注塑机技术的知识积累难以顺利迁移到全电动注塑机开发上，因而海天一开始通过内部研发部门探索全电动注塑机技术没有取得成功。通过对德国技术型企业长飞亚的收购，海天在全电动机领域所必需的技术知识基得到了深化和拓宽，形成了“过渡型双元”。之后随着跨国研发团队进一步融合，海天研发了一系列获得市场认可的全电动注塑机，与此同时，前期探索成功的大型液压注塑机技术也转向了不断完善的利用阶段，海天在新兴技术与成熟技术之间形成了“自洽型双元”。

2.市场空间的驱动机制。如表12所示，海天两次追赶阶段递进的过程中，注塑机市场空间不断扩大，即表现为细分市场更加多样、每个细分市场需求规模不断扩大：从追赶到超越追赶阶段，体育用品、日用塑料品等市场对中小型液压注塑机的需求一直保持着较大的市场规模，同时包装行业、汽车行业等兴起带动了对大型注塑机产品的强劲需求；从超越追赶到创新前沿阶段，传统液压注塑机市场仍然保持着较高增长的速度同时，医疗器械、通讯设备、电子信息等行业催生了对高精密全电动注塑机的巨大需求。

新技术轨道或范式的出现和演进并不排斥后发企业在既有技术轨道或范式内持续升级，但前提是企业在不同技术轨道上开发的产品都存在一定规模的市场需求(王钦，2011)。本案例中，连续多层细分注塑机市场的存在给海天提供了多重技术选择空间，这不仅提高了海天在成熟市场开展既有技术利用的成功率，而且也给海天在新兴市场进行新技术探索提供了资金和经验支持，帮助其克服技术创新的财务风险，为海天开展技术层面的双元性学习提供了必需的市场基础。更进一步，市场空间的扩大意味着更加新兴市场的出现，满足该市场需求的产品特性也与以往有着更大的不同，这会促使企业先可以通过更加外部导向的方式如并购研发型公司来弥补缺乏的技术知识，突破技术引进的“天花板效应”，加快新产品开发速度；随后通过技术团队的融合和全球研发网络的建立，企业持续开发出新产品来满足该细分市场不断变化的客户需求，进而也推动了双元性学习模式的演进。

3.企业能力累积的驱动机制。如表12所示，在追赶向超越追赶再到创新前沿的递进过程中，海天的能力累积程度也持续增长。

(1)从追赶到超越追赶阶段：经过前期20多年的技术积累，海天构建了基于经验的产品开发平台，但只具备中小型液压注塑机产品的设计与生产能力，因此其探索性学习策略是通过与德国德马格合资首先获得大型液压注塑机技术，一是因为该技术基础相对比较接近，易于消化吸收；二是当时企业的能力累积程度也限制了其对更先进技术的追求。海天按照德马格产品的要求，对合资企业的生产体系进行整体重组，包括生产流程、质量保障、物料供应、操作规程，以保证生产效率和产品可靠性；此外，合资企业只是负责生产制造德马格的产品，对技术图纸的消化吸收、生产制造技术等是由海天技术部来完成。最终，通过这次合作，海天一方面建立起现代化的生产制造体系，另一方面获得了完整的高性能注塑机产品经验，企业产品开发平台能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2)从超越追赶到创新前沿阶段：在该阶段初期，海天基于搜寻的产品开发平台已基本建立起来了，为其提供了较强的新技术学习平台，尤其前期企业内部研发部门对全电动注塑机技术的自主探索，使海天具备了对基础属性差异较大的知识的吸收能力，因此可以帮助海天通过并购其他技术型公司的方式完成对新兴全电动技术的消化吸收。吴先明和苏志文(2014)认为，后发企业技术寻求型海外并购是一个精心设计、带有冒险特征的能力更新过程，成功的前提是后发企业已具有吸收较大异质性知识的能力。因此，该阶段初期，已有一定全电动技术开发经验积累的海天通过将跨国并购作为技术追赶的杠杆，实现了在新兴技术上的进一步追赶；之后又随着跨国研发团队的融合、与国内高等院校的合作以及全球研发网络的建设，逐步掌握了全电动注塑机的核心技术，顺利跨越了技术创新的鸿沟，产品开发平台逐渐转向研究主导，实现了全电动注塑机系列产品的开发，推动企业真正超越了追赶。

综上所述，海天在两次转型追赶阶段面临着不同的技术体制、市场空间，自身有着不同的能力累积，也相应地采用了不同的双元性学习模式。首先，技术体制的持续变动为后发企业选择双元性学习模式指明了技术方向；其次，市场空间的持续变化为后发企业提供了有效的需求支撑；与此同时，双元性学习构建过程不断增强了企业对更广技术领域的知识吸收能力，从而为企业选择双元性学习模式提供了平台基础。技术体制变化提供的“技术方向”、市场空间变化提供的“需求支撑”以及能力累积提供的“平台基础”共同驱动了后发企业在不同追赶阶段选择了最优的双元性学习模式，最终表现为双元性学习模式经历了一个动态的演进过程和后发企业技术能力的持续提升。

六、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后发企业技术追赶理论和双元性学习理论，并遵循情境—过程—结果的逻辑框架，通过海天集团1994-2015年技术追赶过程的纵向案例分析，对后发企业技术追赶进程中双元性学习模式演化及其驱动机制进行了系统分析和归纳，最终得出了如下主要结论：后发企业从追赶到超越追赶再到创新前沿的递进过程中，双元性学习由基于联盟的“分隔型双元”向基于并购的“过渡型双元”再向组织内主导的“自洽型双元”演化，同时技术体制多样性提供的技术方向、市场空间多层次性提供的需求支撑以及企业能力累积性提供的平台基础共同驱动这一演化过程。这一研究结论对技术追赶理论和双元性学习理论都具有一定的贡献。

1.丰富了后发企业技术追赶的研究。首先，明确了后发企业从“追赶者”到“领导者”的转型机制。本文研究发现，在由“追赶”到“超越追赶”再到“创新前沿”递进的两次转型过程中，后发企业双元性学习发挥了极为关键的作用。双元性学习保证后发企业在获得足够利润空间的同时能够在创新资源和能力上进行有效投资，进而推动了后发企业持续成功的技术追赶，顺利地实现了不同追赶状态的转型。由于不同追赶阶段的任务和重点存在明显差异，后发企业在两次转型过程中，双元学习模式由“分隔型双元”向“过渡型双元”再向“自洽型双元”模式演进。这一动态调整和转换的过程，使得企业能够成功跨越不同阶段的追赶陷阱，实现从追赶到前沿的持续转变。这一研究结论将后发企业向技术前沿追赶转型进程进一步深化，响应了对“更多关注后发企业向技术前沿竞争转型过程”研究的呼吁(Hobday et al.，2004；Lee & Malerba，2016)，丰富了以创新能力为重点的超越追赶阶段的研究。其次，增强了双元性学习理论在后发追赶中的解释力。彭新敏等(2011)通过海天1971-2010年纵向案例研究发现，随着二次创新动态过程的进行，后发企业组织学习平衡会由间断型向双元型演化，但该研究没有探讨双元性本身会如何演化。在此基础上，本文更为精细地考察了海天从追赶向前沿递进过程中的双元模式的构建和演化，新的研究发现不仅支持了双元性学习在超越追赶阶段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而且进一步发现了双元性学习构建的不同模式，以更加长期的视野完整地揭示了后发追赶中双元性学习的动态演化规律，增强了双元性学习理论在后发追赶中的解释力。

2.推进了对技术追赶过程中双元性演化动力机制的理解。已有的研究往往从宏观或中观层面上采用一种“解释型理论构建”(appreciative theorising)的方式来描述技术追赶的阶段、关键条件和结果(Lee & Malerbam，2016；Landini et al.，2016)，对这一过程中企业的动力机制和演化过程是什么甚少关注。本文立足于后发企业的追赶过程，整合外部环境因素和内部能力因素对双元性学习模式演进的驱动机制进行了考察。研究发现，双元性学习模式演化进程是企业基于技术体制变化提供的“技术方向”、市场空间变化提供的“需求支撑”以及能力累积提供的“平台基础”选择最优的双元性学习模式的过程。进一步地，从初始追赶阶段向超越追赶再到创新前沿阶段，多样化的技术体制、持续扩大的市场空间以及企业自身不断增加的能力累积共同驱动了双元性学习实现模式的演进。本文这一研究发现将追赶情境中的内外部因素与双元性学习演进有效地联系了起来，从而为双元性模式演进和驱动机制研究提供了新的证据。此外，相较于已有的理论解释，本文深入剖析了以中国为代表的大型新兴经济体企业的后发追赶情境，弥补了现有文献主要针对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进行追赶研究的不足。

3.深化了双元性学习构建路径的研究。Stettner和Lavie(2014)研究表明，内部组织、联盟与并购对利用和探索具有不同的作用机制，企业可通过组合这三类方式实现跨越不同领域的双元性，但是他们并没有动态考察不同组合方式的具体适用情境和转换过程。本文在后发企业技术追赶情境下识别出了3种不同的双元性学习模式，即追赶阶段基于联盟的“分隔型双元”，超越追赶阶段基于并购的“过渡型双元”，以及创新前沿阶段组织内部的“自洽型双元”。该研究发现打破了以往双元性构建的静态研究限制，从动态演进视角剖析了后发企业在追赶情境中的双元性学习模式演变过程，为深化双元性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

本文研究结论对后发企业学习和追赶还具有一定的管理意义。首先，后发企业需要通过战略谋划把握技术轨道转变带来的机会窗口。技术轨道变迁之际往往是后发企业追赶的最佳时机，因此，我国后发企业可以充分利用国内多样化技术体制并存的特点，保持对新兴技术足够的敏感性，能够在新一代新兴技术范式到来之前提前谋划，适时地进行技术轨道转换以把握追赶的机会窗口。其次，后发企业需要精心设计双元性学习的构建方案。双元性学习模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一个随技术追赶阶段动态演进的过程，对于后发企业来说，在不同追赶阶段面对的追赶目标、挑战和冲突也是不一样的，因此，后发企业管理者需要持续关注不断变化的技术体制、市场需求和自身能力累积特征，相应地设计不同的结构分离机制来构建起双元性学习，并随时间监控不同构建方案的实施效果。第三，后发企业需要重视自身能力积累。在一些产业中，中国已经成为技术领先者，因而在这些产业中成为一个创新者而非模仿者将会变得日益重要。后发企业能力累积程度越高，不仅能够在技术追赶进程中更好地理解并适应外部技术变化，而且能够采取跨国并购、内部研发等更为激进的方式开展双元性学习，因此，后发企业可以通过有目的的学习、自主产品开发、产品开发平台建设等方式进行知识与能力的积累。

尽管本文采用的纵向单案例研究对于构建理论有着独特的优势，得出结论的概化性仍需谨慎对待。首先，本案例没有发现双元性学习构建的其他可能路径，如内部探索与外部利用的组合(体现为图1中象限Ⅱ和象限Ⅲ的组合)，以及外部利用和外部探索的组合(体现为图1中象限Ⅱ和象限Ⅳ的组合)，未来可以通过多案例研究来考察后发追赶中这些双元路径存在的可能性，也需要进一步通过大样本数据来验证本文结论的准确性。其次，本文只考虑了技术环境和市场环境，而没有考虑制度环境，如政府的产业政策等，这对后发企业双元性模式选择也有着重要的影响，未来研究如能把制度因素纳入进来共同考察，将能够为后发企业追赶过程中的双元性学习模式演进提供更加完整的解释。

①资料来源：2016年5月30日任正非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的汇报发言《以创新为核心竞争力为祖国百年科技振兴而奋斗》。

②相对于拥有先进技术的发达国家企业，我国注塑机企业一开始所面对的新兴技术大多数是在国外相对发展成熟、而在国内的研发和商业化存在极高不确定性的技术，或者是国内自主研发、针对国内特殊细分市场需求的技术，它们不一定是行业内最先进、最高端的技术，如大型二板式注塑机技术，欧洲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经掌握，但我国在90年代末期才开始关注。

③2010年，美国塑料新闻全球集团的亚洲分社《塑料新闻·中国》的社长还特此发表了“海天赶超全球巨头”的文章。

④注塑机新产品开发基本可分为原型机研发、样机试制、系列产品开发和批量生产四个主要阶段，只有开始了批量生产，才意味着企业真正掌握了该产品技术，因此企业的销售数据统计通常滞后于新产品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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