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管理情境的形成根源、构成及内化机理_64调剂网-广东MBA/EMBA/MPA/MEM/MTA调剂平台

中国企业管理情境的形成根源、构成及内化机理经典分享

点击数： / 作者：小鹰 / 2018-01-16

企业管理,构成机理

改革开放以来，大量中国传统企业呈现出快速崛起和蓬勃发展的势头，引领相关产业的发展，甚至成功迈出国门、走向世界。与此同时，还有大量新兴企业在互联网等信息技术新环境下孕育而生并发展壮大。在此过程中，不论是管理实践者还是理论者都迫切渴望构建能够有效指导中国企业发展的管理理论。引进或学习西方先进管理理论与方法、实现组织突破式发展是传统企业普遍采取的做法，但不断涌现的失败例子给这些企业带来了惨痛的教训，也使它们意识到西方管理理论对中国企业不一定适应。同样的在学术界，套用西方理论解读中国本土企业的管理现象或迎合西方主流理论开展中国企业管理理论研究仍是主流[1]。这些研究认为，基于西方文化构建的管理理论在全世界范围内均具有普适性，与企业所处的特定情境没有关系，因此并未发现真正的中国管理问题。近年来，不少学者逐渐开始思考中国企业在全球经济形势低迷的环境下为何能够茁壮成长、中国悠久独特的文化是否可能孕育出特殊的管理理论等问题，将注意力转移到中国企业管理的特殊性上，尤为强调中国企业管理中情境的重要性[2～7]，呼吁“直面中国管理实践”[8]，开展中国管理理论的本土研究[9，10]。研究发现，在不同的情境下，组织战略、组织结构、组织能力甚至组织员工的行为反应均可能产生较大的差异性[11]。

中国企业管理过程实实在在的嵌入于特殊的情境中，不仅造成中国企业许多关键的战略要素有别于西方企业，而且其他诸多的管理实践也与西方企业不尽相同[2]。情境是环境、组织与人互动的结果[2，12]，因此不仅体现了企业所处的客观存在的文化、社会、法律、制度和习俗等因素以及因素之间的交互关系，更体现了组织成员尤其是企业高层管理者的差异化认知模式。尽管学者对中国情境在构建中国管理理论中的重要性作用形成了一致的认知，且对中国情境的构成做了初步探索，但对于中国差异化管理情境的形成根源是什么、中国管理情境的系统构成是什么以及情境如何作用于特定组织战略和行为等问题尚未得以解答。鉴于此，本研究将深入中西方传统思维方式的差异性，探析形成中国企业特殊管理情境的根源，并从制度、市场和社会三方面全面解析中国企业管理情境的构成、特点以及相互关系，最后揭示管理情境向特定组织内部转化并作用于组织战略和行为的内在机理，旨在初步构建中国企业管理情境体系。

1 相关研究

早期的社会行为研究关注个体层面的情境，认为情境代表个体与所处社会群体的相互作用关系。后来，管理学研究者将情境引入组织层面，用来描述组织内外部各种现象或刺激因素的集合以及交互作用关系，并区别于相对静态、客观的组织环境这一概念。研究得出，组织情境差异性是导致组织管理尤其是战略行为差异性最主要的原因[12]。近年来，国际学术界较为关注中国企业的崛起，但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的有关中国企业管理问题的研究大多仍是西方理论在中国管理实践中的检验，鲜有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管理理论，因此，学者们纷纷呼吁开展中国管理理论本土化研究[9，10，13]，真正实现管理研究的“顶天立地”。与此同时，国内学者在经历了引进和模仿西方理论却出现不接地气的阶段后，也逐渐开始基于中国管理实践构建中国企业管理理论，试图用恰当的方式将中国的管理实践图景真实地勾勒出来，并努力融入世界知识体系，即“用真实的自我赢得他人的尊重和接纳”[14]。那么，如何实现本土化研究呢？早期的研究将“本土化的问题”锁定在从中国特定的文化情境中挖掘管理理论，但实际上大部分研究只不过是将已有理论结合部分所谓的“本土要素”后进行简单修正，且文化的抽象性增加了本土化研究的难度和复杂程度，其单一性导致了本土化研究的片面性，如大部分研究只考虑“关系”的利用[15]对中国企业及其管理者在商业活动中的影响。由此，能更全面概括中国管理特殊性的“中国情境”引起了人们的关注。研究认为，中国情境的存在向基于西方文化发展而来的大多数管理理论提出了挑战，同时也为从根本上构建中国特殊管理理论提供了可能[16]。

苏敬勤等[4]采用扎根理论对国内学术界有关中国情境的研究进行归纳总结，得出情境视角下的中国管理研究可划分为聚焦于现象的有限情境化研究、聚焦于现象的深度情境化研究、聚焦于情境的深度情境化研究和聚焦于情境的有限情境化研究4种类型，而现有的研究大多属于前两种情况，即情境化程度不高的理论研究，鲜有后两种情境化程度较高的研究。究其原因，除了当前具有理论构建功能的研究方法如探索性案例研究等尚未得以广泛接受且其规范性仍有待于提高，更重要的是对于中国情境的本质、构成、特殊性和根源等基本问题仍未达成一致的认知，使得中国管理理论的研究缺乏根基。对此，部分学者主张通过提炼中国情境的特殊性为中国管理理论的构建探寻基础和突破口。LI等[17]提出“中国情境”的双重含义，认为中国情境不仅代表了中国企业所面临的独特的法律、制度和经济环境等客观要素，还包括中国社会特有的文化要素及其对组织员工沟通、交流和互动的信念及价值观的影响。TSUI[1]作为最早提倡中国管理理论情境化和本土化研究的学者之一，主张将文化要素融入中国企业管理理论研究框架中，认为文化的差异性是导致东西方管理理论差异性的根源，但文化并非唯一要素。蔡莉等[6]从制度、市场和文化等方面概括了中国特殊的创业情境，体现为制度不完善，法律法规执行力不足以及存在政府干预等制度特点；集体主义、风险规避以及高权力距离等文化特点，以及不同所有制的企业竞争地位不同、供需不平衡严重和高强度技术波动等市场特点。魏江等[7]针对中国企业战略管理问题提出制度环境的独特性、组织网络形态的无界性、全球竞争的深度融入性、商业伦理重塑的迫切性、创新创业范式的突破性和信息技术的全面渗透性等六大情境，且认为不同情境下存在不同的关键战略问题。这些研究主张从静态和多维视角提炼中国企业管理情境的特殊性，提倡学者在开展相关理论研究过程中需充分考虑这些情境要素。

另一部分研究则在情境要素特殊性的基础上考虑了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如蓝海林等[2]在赞同文化要素重要性的同时从关系角度得出：情境体现了企业与企业之外的各种因素包括经济、政治、法律、技术、文化等的前后、内外和上下的关系及其交互作用。由此，情境并不是静态要素，而是组织环境、组织和人的交互作用和动态演化过程。苏敬勤等[5]将内部情境纳入中国企业情境的范畴，认为中国企业管理实践所嵌入的情境由外围、二级和内部情境构成，其中外围情境包含的政府政策导向以及二级情境中的所有制结构都能体现出中国情境的特殊性，更重要的是三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错综复杂，体现出情境的复杂性。蓝海林[3]还特别关注了中国企业战略行为的制度情境特征，认为中国企业战略行为的独特性主要源于制度环境的独特性以及中国经济转型在内容和方式上的特殊性，同时强调情境要素与企业内部特征的互动关系以及两者对企业战略行为的共同作用。可见，情境不仅是多维度要素的集合，还代表要素的交互作用关系。

2 中国企业管理情境的形成根源

如果说中西方企业管理实践的差异源于两者所处的情境不同，那么造成中西方差异性管理情境的根源又是什么？从根本上来说，这种差异源于中西方传统思维方式的不同[18]。思维方式形成于人类长期的实践活动中，是文化在历史长河中长期作用的结果，抑或是文化积淀的结果，代表了人类精神文化的存在方式以及相对稳定的文化心理特征。正如李泽厚[19]所言，中国历史上不同思想团体、流派，尽管在具体理论观点上可能势同水火，但在思想的根基处却是一致的，都强调整体论观点。整体论强调事物的整体状况及其特征，强调从全局考虑问题，以系统论观点来考察事物，是中国传统哲学和思维方式的主要体现，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灵魂、核心和精髓[20]。整体论主张整体具有其组成部分所没有的新奇性质，这些性质不能依据组分特征加以推导或预测。相比之下，西方思维方式的核心则是还原论[21]。还原论认为，某一给定实体是由更为简单或更为基础的实体所构成的集合或组合，或认为这些实体的表述可依据更为基础的实体的表述来定义[21]。还原论主张复杂的系统、事物、现象可以将其化解为各部分之组合来加以理解和描述，与机械论和原子论一脉相承。简言之，整体论主张整体大于部分之和，而还原论则强调整体等于部分和。

除了传统的整体论，基于整体论演化而来的系统整体论和关系整体论对中国企业特殊情境的形成亦至关重要。系统论的主要观点首先是整体性，即强调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其次是有机关联性，即系统由各要素构成但并不是各个要素简单相加的结果，而是相互之间存在紧密的链接关系，这种链接关系表现为有次序、有规律的组合链接[20]。正因为系统要素之间关联性的存在，使得整个系统具有各组成要素不具备的作用和特征。系统组成要素在相互链接关系的作用下形成稳定的协同效应，然后通过整个系统显示出统一性和协同性，从而体现出系统的整体性特点和作用。类似的，关系整体论在整体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在由多个部分组成的整体中，关系是整体的中心[22]。一个整体可能只存在一个中心，也可能存在多个中心，每个中心都决定着整体及其他部分的性质，因此关系是体现整体复杂性和内在结构性的关键。中国传统思维除了强调整体的重要性，还注重整体中各部分的关联性即关系的存在，主张天人合一，天道同源，和谐共存，万物相连。

中西方传统思维的差异不仅对中西方医学、生命科学等科学领域以及相关科学方法论的发展造成巨大影响，同时也造就了不同文化下的国家、组织乃至个体差异化思维模式和行为范式，如受整体观的影响，不管是在中国国家政府制定战略方针，各行各业制定规则，还是企业和个人处理问题时，都偏重综合、多方面、全局性的考虑问题；而受还原论的影响，西方国家、组织和个体更倾向于强调整体中构成的重要性和独立性，如政府中各部门和各层级保持较强的独立性和自主性等。由于传统思维具有传承性和稳定性，对相关社会、人类以及经济行为等均会产生深刻而久远的影响。正是受中西方传统差异性思维的影响，形成了差异化中西方企业管理情境，通过制度、文化和社会等方面渗透到组织内部，并在组织长期发展与组织资源条件相结合形成独特的中国管理思维，促使产生独特的管理实践。

3 中国企业管理情境的构成

在整体论和相关演化理论思维的影响下，形成了独特的中国企业管理情境。同样从整体论思维出发，可得出中国企业管理情境代表由多维要素构成且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形成的一个整体。根据LI等[17]、蔡莉等[6]、蓝海林[3]对中国管理情境维度的划分，考虑情境所包含的多维要素和相关关联等特点，并结合对万科、阿里巴巴、腾讯、大连机车等典型中国企业所处情境的分析，本研究将中国企业管理情境划分为相互关联的制度情境、市场情境和社会情境3个维度。

3.1 制度情境

国外制度领域研究关注宽泛意义上的制度情境，认为制度情境包括管制、规范和认知3个维度[23]：管制属于制度情境的法律层面，是指在社区、社会或国家中建立的法律架构，通过具有支配性的机构如政府管制部门强加给组织；规范就企业组织而言主要就是指市场机制，也就是引导组织行为的相关市场运行规则，进一步规范组织应该“怎样做是对的”；而认知则是指社会所共享的信念、价值观、社会规范、假定等，属于制度情境的社会层面，通过社会义务和社会期望引导组织行为。这里主要关注相对狭义的制度情境，即制度情境的管制层面也就是法律政策层面。法律政策层面是对中国企业影响最为显著的制度层面，也是大部分国内学者关注的制度范畴。受中国传统整体论思维的影响，我国的制度情境体现出两个方面的主要特点。

(1)采用自上而下的立法和实施过程为有效服务于国家和社会发展的整体战略与目标，我国相关政策法规的制定和实施普遍采用自上而下的立法过程，而非西方国家主张的自下而上的过程。首先，由中央政府结合国家和社会发展需求设置并发布相关政策法律的基本框架、总体思路和根本目标，确保国家整体利益和政策法律的总立意；然后，再由各部门以及各级政府依据中央政策制定详尽的细则并加以实施。这种基于整体论的制度制定和实施体系无疑强化了制度的整体性特点和作用，也大大推进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度体系的建设进程，但由于过于强调政府各部门以及各层级政府部门之间的整体性，忽视了在制度制定和实施中所涉及的各国家部门和机构除了拥有共同的利益目标还存在差异化的利益目标，相互之间并非协同一致的关系，导致了部门之间的竞争、协调和相互妥协甚至矛盾。从横向看，国家政策的制定部门和执行部门往往不一致，两者之间尤其缺少潜在的一致性目标，导致执行部门未能真正理解政策的意义和目标甚至不能完全接受新政策法规，执行过程难免出现与政策的本意相违背的现象；从纵向看，当中央政府制定相关政策后，由地方政府和官员负责执行，而不同地方或不同层级的政府在解读政策的过程中会融入对所在层级实际利益因素的考量，因此对政策的解读往往不同，导致区域间和行业间法律的执行情况出现较大的差异[24]，机会主义行为普遍存在。基于整体论的制度制定和实施体系必然导致体系内部门和层级之间的冲突，表现为法律法规和政策执行力不足。如国家政府出台科技创新政策，目的在于鼓励企业投入开展相关技术创新并提供必要的支持，但企业在实际的申请或项目的审批过程中却需要经过更多部门的把关，往往层层受阻，最终并未能实现政策的基本目标。此外，自上而下的立法过程也使得相关政策法规并非直接源于实践，尽管覆盖面广、内容全，但细节不够完善。如近年来我国国家政府出台并不断改进了公司法、财产法、合同法等法律法规，旨在统一规制我国企业组织的运行和治理行为，但在实践中，企业制度失效的问题随处可见，除了利益不一致导致的执行不彻底，还在于这些制度对细节的考虑不够全面，对于很多实际问题未能做出有效规定。由此，企业在实际运行中经常依赖非正式制度或“潜规则”。

(2)强调政府政策与企业行为的关联性从还原论思维出发，政府和企业是国家体系中两个独立的构成，因此西方市场经济理论强烈反对国家干预主义。大量西方研究也证明了完全竞争在市场经济发展中的有效性，市场这只无形的手会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和经济的自动调节，唯有出现市场失灵的情况，才需要政府干预。从整体论思维出发，政府和企业这两个构成之间相互联系、不可分割，因此我国采用政府主导型经济模式，强调政府和企业之间的紧密关系。尤其是在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大背景下，政府及相关政策法规的作用不可忽视，如研究发现中国正处于经济迅速发展、制度快速变迁的历史阶段，是典型的“新兴加转型”国家，因此面临着异常复杂多变的制度情境[24]，需要发挥政府的作用。尽管从当前的社会实践来看，不仅是国有企业，大量民营企业均受制于政府部门，甚至同时受到多个政府部门的管制和干预，如政府对土地、资金或是一些关键的科技和产品研发项目等均拥有绝对的控制权，使得企业不得不通过各种渠道和途径保持与政府的亲密“关系”，从而造成政府通过干预企业获得“权力寻租”的现象普遍存在，滋生大量腐败行为。从本质上来看，政府干预的主要目的并不在于此，而是为了实现经济有效增长和社会转型，同样的，企业政治行为的动机主要是获得产权的法律保护机制和政府提供的发展机会和优惠。政府与企业的紧密关系主要通过制定和实施政府政策来实现，正如陈剑平[25]指出的，政府创新政策的本质上是一种制度安排和规则设计，发挥着对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外部导向与激励作用，在创新系统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可见，在中国国情下，受中国传统思维的影响，国家政府和法律政策对企业组织的影响并不是一般意义的引导和监督，而是存在更为紧密的关联性，甚至强调政府是国家体系的核心构成，需要发挥政府的作用带动经济和企业的发展。

3.2 市场情境

西方市场经济理论的出发点是还原论，采用“隔离”方法，排除一切干扰因素，把个人从社会中抽象出来，因此提出理性“经济人”假设，认为只要构建和完善法律、公约、契约等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和规范，就能够约束市场主体即企业组织的行为，维护市场公平竞争、保证市场正常运行。由此，西方国家的市场情境体现出公平竞争、自动调节、制度规范等特点，但中国的市场经济是在计划经济的基础上引入市场机制并逐渐发展而来的，带着强烈的计划经济色彩，且受到中国传统整体性思维的显著影响，因此存在着如下的特殊性。

(1)市场效应的部分覆盖性从实现国家整体利益出发，我国推进市场经济的目的是实现国家经济的有效转型和发展，而非健全满足完全竞争需求的市场经济制度体系。由此，允许计划和市场共存，实现市场制度效应的部分覆盖。尤其是大量主宰国民经济命脉的国有企业仍然保持高度垄断的地位，并同时采用市场和计划两种方式进行资源配置和调控。甚至对于部分民营企业而言，由于大量核心资源受国家政府管控，计划经济的手段同样存在。受政府与企业亲疏关系的影响，民营企业在获取关键资源和政府支持上远不如国有企业，无法进行公平竞争；且政府对某些行业实现了严格的准入限制，导致这些行业保持高度垄断，民营企业没有机会参与竞争。然而，从趋势上来看，随着民营企业的蓬勃发展，在国家经济发展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高，促使国有企业不断调整发展战略和模式，适应市场经济环境，如原来完全受政府控制的机车行业，逐渐开始通过加剧内部竞争促进创新与发展，部分机车企业甚至开始主动开拓国内外新市场。总体上，我国的市场制度是一种区别对待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制度：对于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市场制度已占据主导地位，主要依赖市场竞争机制实现有效运行和发展；对于国有企业，市场制度只起到引导作用，主要则依赖政府管控。虽然严格意义上的西方市场经济制度在国有企业或某些特殊行业具有排他性，但市场经济理念在不断延伸。

(2)市场制度执行得不彻底性受市场制度影响，我国企业的竞争力在不断增加，甚至在全球市场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但在竞争中“不择手段”却不用承担后果的现象也屡屡发生。同时，根据市场制度理念，我国逐渐开放市场，不仅鼓励民营企业发展，还积极引入外资企业，更重要的是逐渐强化企业通过全球化资源整合实现深度全球化，但供需关系未能得以均衡协调，存在某些产业产能过剩、某些行业供过于求的现象[26]。此外，以开放性和竞争性思想紧跟全球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新信息化和数据化技术的迅速发展潮流，接纳并鼓励信息技术的全面渗透和发展，成功步入互联网+时代，并在新技术环境下，不断改变传统的竞争态势，创造更灵活和富有弹性的组织运营和管理模式，甚至跨边界联合多样化、关联化群体力量获得更强的竞争优势，实现持续生长，但在此过程中同样存在大量恶意竞争、虚假交易等不良行为，未得到相应的管制。研究普遍认为，造成市场制度执行不彻底的原因在于市场制度本身不够完善，能够有效规范市场行为的正式制度如专利法、版权法、契约法、环境法、网络交易管理办法等尚未成熟，且缺乏相应的有效执行措施[27]，但从更本质的层面来说，则是受整体论思维的影响，往往以经济发展大局为主，其次才考虑发展的细节和相互关系问题；同时以发展市场思维为主，其次才考虑完善市场制度和执行。

3.3 社会情境

社会情境体现了具有普遍性、在相当长时期里具有稳定性的社会规范体系，是社会传统价值观和信念的集合体，其核心构成便是文化[28]。社会情境或文化体现了思想意识的集体性程序或共同的体系，促使规范、价值观、信念和期望的形成，并引导着对自我、对他人和对世界的感知，进而形成差异化、持久性的行为方式。HOFSTEDE[29]构建了民族文化模型，认为文化体现为权力距离、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女性化和男性化、不确定性规避、长期导向和短期导向5个维度。针对中国的社会情境和文化特点，部分学者直接将中国社会文化归纳为“关系”，认为中国是一个“关系”本位的社会，人们的观念和行为受“关系”和“人情”的影响非常显著[30]。费孝通[31]进一步提出“差序格局”理论，认为越靠近个人社交网络中心的关系越亲密、相互越信任，离中心越远的关系越疏远、相互信任程度则越低。中国特殊社会情境的形成正是源于整体论思维尤其是系统整体论和关系整体论思维。系统整体论和关系整体论思维均强调社会是一个整体，个体在社会中不能孤立存在，而是通过某些链接与其他个体或组织产生联系，并通过这些链接获得信息和资源，这也就是关系的形成。正如社会网络理论所强调的，个体处于网络中的位置、拥有链接的多少以及链接的强度均会影响其知识和资源的获取。尤其在中国情境下，社会网络的影响更显著[32]。

具体而言，中国独特的文化情境可概括为集体主义、风险规避、高权力距离和关系利用倾向性4个方面[6]。其中，集体主义强调个体在任何时候都属于一个聚合性群体，由此获得归属感，因此关注个体行为给群体带来的影响，关注和共享集体福利，强调社会化目标；风险规避体现出中国人包括企业管理者普遍倾向保守，学习新知识和技能、提升自我的意愿较低，被动接受新事物或新挑战；高权力距离体现出个体对于权力不平衡性的接受程度较高，即普遍认同权力差异和角色安排，包括组织中个体对于上、下级权力差异尤其是层级式决策和领导权威的认同；关系利用倾向性强调关系是中国文化社会制度构成的基本要素，是经济和社会组织运行的基本形式，甚至是个人活动以及企业运营的生存根源。概括而言，中国的社会情境体现为建立在关系基础上，强调稳定性、集体主义、权力等级差异和关系利用的社会体系。

3.4 情境构成的相互关系

制度情境、市场情境和社会情境构成中国企业管理的整个生存情境。三者的形成均源于中国传统整体性思维，相互之间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存在重要的相互影响关系。其中，社会情境是基础，基于社会情境形成的个体或群体价值观和信仰尤其是对“关系”和“文化”形成的基本认知是形成市场情境和制度情境的基本要素。如市场情境中企业通过与政府或其他组织或个人建立“关系”获得资源和竞争优势的现象以及和制度情境中不同部门和层级之间的利益捆绑以及政企保持紧密关联性等特性均与社会情境的“关系”本位思想息息相关。实际上，制度情境正是社会情境在国家层面的体现，亦是社会情境的缩影，同时管控着社会情境乃至市场情境中的新规则的制定和具体行为的产生。由此，尽管我国不断开展制度变革，但大部分变革只限于表面，根本性的变革涉及到对基本价值观和认知的改变，甚至涉及对基本思维方式的改变。同时，我国市场情境由于形成的时间较短，整个形成过程均是在社会情境中实现，并受制于制度情境，因此我国的市场情境是市场机制与特定社会情境和制度情境相结合的产物，必然不同于西方的市场制度。不可否认，市场情境下新的市场规则无疑对社会情境和制度情境的进一步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由此可见，制度情境、市场情境和社会情境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共同形成中国企业管理的特殊情境体系，但处于该体系中的不同企业组织所受到影响则不尽相同。

4 中国企业管理情境的内化

已有关于中国企业管理情境的研究大多停留在对比中西方企业情境差异性的层面，尚未能深入思考情境对不同组织的差异化影响问题，亦即特定组织如何实现情境内化并在其长期发展中形成独特的管理和行为范式。面临相似制度、市场和社会情境的企业组织，在战略选择和实际运营中的表现可能大相径庭。本研究认为，组织情境不会直接作用于组织内部的战略和具体行为，而是需要经过一个复杂隐蔽且差异化的内化过程，并结合组织内部要素和发展规律形成只属于特定组织的企业层面情境，才能影响战略和行为。例如，白色家电巨头海尔集团经历了名牌战略发展阶段、多元化战略发展阶段、国际化战略发展阶段、全球化品牌战略发展阶段4个发展阶段，成功迈入网络化战略阶段，一路向前，其背后则反映了海尔对所处制度情境、市场情境和社会情境的有效感知并转化为具体战略和行动的过程。揭示情境的内化机理不仅能够揭开企业情境对组织实践的作用机理，更重要的是挖掘中国企业管理实践所隐藏的“精髓”与“灵魂”。基模理论指出，基模是感知和应对情境变化的重要途径和武器[33]。情境内化需要组织对情境及其变化形成有效理解尤其是形成集体共同理解即“共享基模”，才能实现情境与组织战略发展的协同。

基模是指针对某一事物或情境形成的知识结构，代表简化信息处理过程的认知结构，属于相对隐性的个体认知范畴[33]。尤其当个体所处的情境发生变化时基模能够赋予其意义，刺激产生个体行动，有效应对情境变化。在组织中，基模能够促进组织成员包括管理者及员工对周围环境进行有效解读，并将行动固化为相对稳定的行为范式以提高效率[33]。个体基模体现个体对其所处情境的个人认知，“共享基模”体现群体对所处情境的统一认知[34]。共享基模使成员在面临共同情境时形成一致性理解，相互有效预测彼此的想法和行动，形成相互协同的行为预期，实现个体行动流之间相互适配进而产生集体一致行动[33，34]。由此，形成基于情境的共享基模代表企业之间差异化的情境内化过程。由于制度情境、市场情境和社会情境的特点不同，内化机理也不尽相同。

制度情境和市场情境对于特定组织而言属于外部相对宏观的情境，不受组织普通成员的关注，因此主要通过高层管理者或高管团队的感知实现内化，作为组织战略决策和具体行动的重要依据，然后自上而下在组织内部形成一致理解并推动战略实施。高管团队一致性认知的形成并非管理者个体认知的简单集中化，而是管理者之间长期互动、沟通和关系建立的结果。拥有差异化教育背景、管理经验、领域知识的管理者团队成员在长期经营管理实践中，通过各种接触、互动、交流和探讨相互了解并形成了有效预期或是某种程度上的“默契”。彼此之间对情境及变化形成共同理解，相互凝聚成一个“生态系统”，并产生一系列共同的行动倾向性。这个过程将众多管理者个体凝聚成一个管理者集体，还将分散、差异化的个人理解凝聚成对制度和市场情境变化的共同理解，实现管理者之间认知和行动的相互适配。具体来说，制度情境和市场情境经管理者群体认知内化后形成相应的制度情境共享基模和市场情境共享基模。其中，制度情境共享基模是高管团队对制度情境要素和变化形成的一致性理解，如哪些政策法规对组织运行的影响显著，这些政策法规由哪些部门制定和执行，今后的变化方向是什么，相关政府部门希望建立什么样的政企关系，企业该如何对相关政策法规做出响应等。制度情境共享基模决定了组织发展或战略调整的大方向。市场情境共享基模是高管团队对市场要素、制度和机制及相应变化形成的一致性理解，如所处行业或区域是否属于市场效应覆盖区域，如何权衡市场和计划的关系，市场手段在多大程度上有效，市场情境发生了什么变化，如何响应市场情境特点及其变化等。总之，高层管理者唯有针对制度和市场情境及变化形成一致性认知，才能在管理实践尤其是战略制定和战略变革中做出有效决策并采取一致性行动。此外，高管团队针对制度情境和市场情境形成共享基模后，通过组织内部正式和非正式沟通渠道向组织下一层级乃至组织基层传递，以期在整个组织范围内形成一致性理解，产生一性致组织行动倾向。

相比之下，由于组织本身就是一个小型社会，管理者和普遍员工均为该社会的成员，因此社会情境的内化渠道更显多样化。类似于制度情境和市场情境，部分社会情境直接通过管理者及高管团队形成一致性理解即形成共享基模进行内化，如关于特定企业组织与当地政府或相关部门以及其他组织的关系、组织在整个行业或区域网络中的位置以及如何改变这种位置、组织与周围社区和环境的关系等方面的认知。对于这些相对较高层级的社会关系的理解主要依赖高层管理者或高管团队。大量研究通过分析企业核心管理者或高管团队的特质研究组织管理的特性，并以管理者的社会网络代替组织社会网络。由此可见，管理者所拥有的价值观、信仰以及所建立的社会网络等社会性特点随着其加入特定组织而成为该组织社会情境的重要构成。不管是通过管理者认知内化的社会情境还是管理者本身所带的社会性特点均会在整个组织内部向其他层级蔓延。此外，社会情境还可能通过组织非管理者的认知和社会性特点进行内化。员工个体所拥有的生活环境、教育背景和经历以及所处的社会网络均使得个体形成独特的价值观、信仰和认知，而在反复执行组织任务以及与其他员工互动和沟通的过程中，相互之间不断实现认知共享，从而对社会情境形成一致性理解。非管理层员工的共同认知甚至可能自下而上与组织管理者的认知实现相互协同和一致化。

就组织整体而言，不同层级、不同部门甚至不同员工群体均会针对各自所处的较小范围的情境形成共享基模，使得整个组织成为由众多具有凝聚力的“小群体”构成的“大集体”。这个“大集体”不仅融合了员工个人经验、教育、个性等特质，更融合了组织所有成员在长期互动过程中形成的认知模式以及对组织情境的判断模式。由此，组织情境内化是一个复杂的认知过程。针对制度情境、市场情境和社会情境形成共享基模是组织实现与特定情境高度适配和协调的重要途径，是组织进行战略制定、变革与调整的重要武器，也是组织凝聚力和完整性的根源，更是组织差异性的重要来源。总体上，共享基模体现了组织将情境内化的内在机理，说明组织具有吸收、解读并应对情境变化的能力。与此同时，共享基模的稳定性还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组织发展的持续性和组织战略的传承性。本质上，对情境形成的共享基模相当于已有研究中的组织文化，渗透到组织各个角落，产生全面影响。此外，基于共享基模，组织还可能进一步结合组织资源、能力和经验等内部条件和优势形成整体发展思维(即主导逻辑)[35]，对组织战略和行为产生更直接的影响。

5 结语

本研究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出发，阐述中西方企业管理差异化情境的根本来源，析出中国企业管理情境的具体构成，并尝试从认知视角揭示管理情境内化并作用于组织战略和行为的机理。研究得出：中国传统整体性思维是形成中国企业特殊管理情境的根源；中国企业的管理情境主要由制度情境、市场情境和社会情境三方面构成，制度情境体现出采用自上而下的立法和实施过程和强调政府政策与企业行为关联性等特点，市场情境体现出市场效应部分覆盖和执行不彻底等特点，而社会情境则以关系作为核心要素体现出集体主义、风险规避、高权力距离和关系利用倾向性等特点，同时三维构成之间相互影响；中国企业管理情境需要经过一个复杂的认知过程实现向特定组织内化才能对组织战略和行为产生影响，此过程中关键的环节是组织管理者群体或其他成员在对情境形成个人理解的基础上通过互动和沟通以及共同完成组织任务等方式形成一致性理解，即形成组织共享基模。

针对中国企业管理情境形成根源的探析有助于管理实践者了解和接受中国企业特殊情境的存在，说明中国企业管理情境的形成并非偶然，而是在长期社会发展中所形成的整体思维观的具体体现。由此，对中国传统思维的关注是研究差异化情境的前提，也说明用西方研究思维和方法探索中国管理问题并不合适。中国管理情境的构成研究从整体性和关联性的思维视角透过中国企业管理情境的具体表现为管理者全面展示了情境的本质和特点，有助于管理者加强对情境特殊性的理解。中国企业组织在实现情境化发展的过程中，不仅要对影响重大的情境要素引起关注，更重要的是深刻解读这些现象和要素背后的本质。此外，情境内化机理能够解释为何处于相似情境、拥有相似内部条件的组织在实践运行中却往往存在差异性战略、行为甚至组织绩效，原因在于不同组织对情境的理解不同，尤其在群体互动中形成共同理解更是一个受个人、组织因素影响的复杂过程，而这种对情境的差异化理解甚至可能导致组织战略思维形成和演化的差异，从而出现不同的战略和行为。总之，突破传统狭义情境的认知，围绕形成根源、构成和内化机理的思路对中国企业管理情境进行系统探讨旨在充实情境理论，为研究和构建中国管理理论奠定基础。

然而，由于本研究主要是理论层面的探讨，需要进一步结合不同行业、区域的企业实践，细化中国企业管理情境的层次和内容，并析出不同类型的企业家对情境的理解和运作差异如何导致企业运行和绩效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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