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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者环境认知能够提升企业绩效吗经典分享

点击数： / 作者：小鹰 / 2018-01-16

管理认识,提升企业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甚至创造了“中国式奇迹”。然而伴随经济高速增长，环境污染不断加重，资源和环境问题成为制约我国新阶段①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1]世界经济论坛(WEF)发布的《2014年世界环境绩效指数(EPI)报告》显示，在报告的178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仅以43.00分位居118位。“新常态”下企业原有粗放式发展模式受到资源和环境的双重压力，政府环境规制加强、公众要求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媒体监督进一步强化，面对众多利益相关者的呼吁和压力，转变发展方式、实现“绿色发展”成为中国制造的迫切需求。②

企业的发展促进了我国经济的腾飞，但也是环境问题的主要制造者，在“绿色发展”浪潮中应发挥更突出作用。企业管理者作为环境管理的微观主体，对于环境问题的认知能够影响企业的环境行为，曹瑄玮等认为环境战略产生的微观基础、③认知如何对环境战略的建构产生影响及认知与行动二者间相互作用对环境战略影响的研究仍很欠缺；[2]Eisenhardt认为应该进一步研究动态环境下战略和组织领域中组织绩效的微观基础；[3]Gavetti亦倡导从认知和行动等微观基础视角加深对企业环境问题的研究。[4]

组织管理者的认知力量对组织战略行动有重要影响，根据组织结构化理论，组织的战略行动嵌入组织行动者的认知基础上，组织者认知与行动互相依赖、互相影响；企业家的个人特征以及认知情景决定了一个人行为倾向。为此，探讨管理者环境认知对于企业环境战略行动存在重要意义。Sharma发现，管理者对于环境问题的解释对于企业采取绿色环境战略有着重要影响，当管理者将环境问题视为企业发展机会时，更可能采取前瞻型环境战略，[5]但该研究仅分析了前瞻型环境战略的前因变量，没有验证前瞻型环境战略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也未验证其作用机制。以往的研究对于管理者认知在战略行为形成过程中的作用机制并没有提供充分实证支持，检验认知和组织环境动态性间关系的研究也较少，[6]且研究大多关注企业的财务绩效，忽视了非财务绩效的重要作用。

在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的今天，管理者环境认知如何影响企业的战略行为，并进一步影响企业环境绩效和财务绩效?不同商业环境不确定性水平下，管理者环境认知对企业的战略行为影响如何?本文提出一个较为完整的分析框架，考虑了企业内部因素(管理者环境认知)、外部因素(商业环境不确定性)共同作用下企业的环境战略行为，以及这种环境战略行为对企业财务绩效和非财务绩效的影响。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概念界定

前瞻型环境战略是指通过持续学习、环境质量管理、风险承担等组织已有的资源和能力，满足未来环境规制要求和社会发展趋势，改善企业生产经营过程，提升产品和服务质量，减少对环境不利影响的一种自愿的环境保护战略形式，[7，8]旨在说明商业和自然环境间相互关系。目前，学者主要从利益相关者压力、合法性、资源与能力、组织特征等方面进行了较广泛研究，但关于管理者环境认知在环境战略中的作用及其影响环境战略内在机制的研究较缺乏，且大都忽略了对非财务绩效的影响。为此，本文试图探讨企业内部、外部因素共同作用下的企业环境战略行为，以及这种环境战略行为对企业财务绩效和非财务绩效的影响。

认知是人们对环境和组织刺激的感知、解释、价值判断、意念建构的能力，是决策和行为的基础。[9]文中管理者认知是指管理者所拥有的知识和环境解释特质，是一种认知过程，反映了管理者特有的知识结构和认知模式，是管理者对于环境问题的关注、解释过程：管理者环境认知是指管理者对于自然环境问题的解释和识别，考虑到环境的风险性和不可预测性，Dutton等认为，环境问题从战略角度对企业存在机会和威胁两类，[10]对机会和威胁的认知能减少管理者环境认知的模糊性和不可预测性。[11]

2.假设提出

(1)管理者环境认知与企业绩效

资源基础观(Resource-based View)认为独特的资源和能力(满足有价值、难以模仿、不可复制和稀缺的特性)是企业获得持续竞争优势提升绩效的根本。[12]管理认知是企业一种独特的资源，[13]能增加或减少企业价值，[14]对企业竞争优势的获取和保持存在显著影响。然而，一方面一些学者基于演化经济学视角，认为企业适应并在动态环境中取得成功在于“好运气”，[15]过分强调偶然因素的作用，忽视了管理者认知行为对企业成功的关键影响；[16]另一方面，管理者是企业绩效的关键影响因素，以往研究大多关注管理者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如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背景等[17]对企业战略选择和绩效的影响，对于管理者认知在战略选择和企业绩效中的作用仍需进一步探索。

管理者具有前瞻性认知时，在竞争过程中更容易获得先动优势，促进企业提升绩效。Dutton等认为，管理者根据感知到的消极一积极(Negative-Positive)、损失—获益(Loss-Gain)、不可控—可控(Uncontrollable-Controllable)的情况，分析了外部环境是机会或威胁的认知过程，[10]管理者判断外部环境为机会时会扩大投资，加深员工参与等。Child探讨了在特定的战略情境中管理者个体认知对战略选择和企业绩效的影响；[18]储小平等探讨了中国民营家族企业员工的组织环境认知对员工工作态度、工作绩效的影响，发现以工作为导向和以所有权为导向的组织环境认知对员工的工作态度、工作绩效影响存在差异。[19]Bouquet等研究了跨国公司总部高管的国际注意力(包括全球扫描、海外沟通、全球化讨论)对总部绩效的影响，发现国际注意力与总部绩效呈现倒U型关系。[20]廖中举认为，管理者认知可以直接对企业经济绩效或竞争优势产生影响。[21]管理者将环境问题认知为企业的一种机会时，企业将投入更多资源到环境保护中，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侧重于环境保护，企业的环境绩效得到改进；环境问题日益严重，“绿色”越来越得到重视，企业绿色环保形象能够得到客户认可，扩大对绿色产品和服务的购买，促进企业财务绩效的提升。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a：管理者环境机会认知对企业环境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lb：管理者环境机会认知对企业财务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2)前瞻型环境战略的中介作用

管理者基于对自身能力和外部环境的认知、识别、关注、利用，以此进行战略行为的选择。尚航标等认为，管理认知对企业战略行为有直接和关键性作用，[22]管理者对于环境问题认知的差异将导致环境战略的不同，Hart认为管理者认知(如信念、态度、价值观等)对公司环境保护和前瞻型环境战略有显著影响；[8]Sharma分析了不同管理解释对企业环境战略的影响，当管理者认为环境问题是企业面临的机会而非威胁时，更容易采取前瞻型环境战略；[5]Aragón-Correa等认为，一个组织中更多的管理者认为企业应承担环境责任时，将呈现较高的高管环境承诺，促进环境保护的开展和前瞻型环境战略的推行；[23]Roxas等认为，当管理者认为制度环境能够支持公司环境管理实践时，管理者更可能对环境问题形成积极态度，[24]促进前瞻型环境战略的实施。

战略选择理论(Strategic Choice Theory)认为公司战略驱动绩效，当获益超过成本时公司选择特定的战略，战略决定公司财务绩效。前瞻型环境战略是企业自愿采取的环境保护策略，超越一般的环境规制要求和行业标准。众多学者认为，前瞻型环境战略对企业财务绩效存在显著正向影响，能够防止污染，降低资源浪费，促进产品和过程的创新，提升企业声誉。[7，8]Berry等认为，政府、顾客、员工和竞争者的压力是企业采取前瞻型环境战略的驱动因素，在生产过程中采取前瞻型环境战略能够改善产品质量，弥补前瞻型环境战略带来的成本，促进企业的财务绩效。[25]自然资源基础观(Natural Resource Based View)认为公司能够通过有效的前瞻型环境战略活动及其实施促进企业的环境绩效。[8]Gore发现有效的环境战略能够同时促进企业财务绩效和环境绩效的提升；[26]Clement等从战略选择理论和利益相关者的战略目的角度检验了环境战略对财务绩效和环境绩效的直接影响。[27]

“认知—行为—绩效”的研究范式已被众多学者采用。管理者对于环境的认知代表了对环境行为的一种姿态，积极环境行为的管理者更加关注自然环境问题，愿意付出商业努力收集所需资源保护自然环境；[28]管理者的环境认知能够提升管理者对于环境问题的责任意识，并通过信息搜寻、信息诊断、行为选择等途径影响企业战略行为，[22]选择与企业资源能力相匹配的环境战略行为；前瞻型环境战略行为不仅能够减少污染，降低企业的环境治理成本，使企业获得环境先行优势，提升环境绩效；而且能够满足企业合法性要求，得到利益相关者认可，树立环境形象，促进企业财务绩效的提升。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管理者环境机会认知对企业前瞻型环境战略存在显著正向影响

H3a：前瞻型环境战略在管理者环境机会认知与环境绩效起中介作用

H3b：前瞻型环境战略在管理者环境机会认知与财务绩效起中介作用

(3)商业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

资源依赖论(Resource Dependence Theory)认为，企业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从外部环境中吸取资源，与周围的环境相互依存，[29]管理者在开展战略行为时需要将环境因素考虑在内。[30]随着经济方式的转变和企业转型步伐的加快，企业经营环境面临着更大的动态性和不确定性，管理者感知的不确定性对企业长远发展影响更突出。[31]

商业环境不确定性在战略文献和环境文献中得到了较广泛的讨论和应用，不同程度的商业环境不确定性，管理者环境认知对企业环境战略行为的选择产生不同影响。商业环境不确定性较高的情况下，环境变化速度加快，可预测性大大降低，管理者对于所处的环境更难以有深刻、清晰的认知；[32]且原有战略制定基础发生变化，管理者面临视觉障碍、评估障碍和行动障碍等更多障碍。[33]此外，较高的商业环境不确定性使管理者的“认知惯性”受到挑战，凸显管理者的有限理性，而且企业高管认知惰性的存在制约了企业在高不确定环境下战略行为的制定、选择；[34]商业环境不确定性较低的情况下，变化相对较小，可预测性增强，管理者能更好认知面临的环境信息，提高信息分析、识别能力，更可能将战略问题解释为可控，[35]更有信心利用拥有的资源和能力去解决面对的问题，[36]更可能将环境问题视为企业的机会，更可能采取前瞻型环境战略。

企业投入的管理要素包括内部管理要素和外部管理要素，内部管理要素在于满足消费者需求，获取更多资源；外部管理要素在于有效地处理好与政府之间的关系。[37]管理者有限理性主要表现为高层管理者是有限理性的，[22]且管理者时间和精力很有限，当面对高商业环境不确定性时，了解和预测消费者需求的难度和成本大大增加，管理者更可能转向寻求外部管理要素；而商业环境不确定性较低时，企业更能够仔细分析市场中消费者的需求，将更多时间和精力专注于企业内部管理要素。管理者是企业内部管理要素最为重要的因素，管理者根据自身的经验和能力能够识别出消费者的现实和潜在需求，把握消费者需求机会。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4：商业环境不确定性负向调节管理者环境机会认知与前瞻型环境战略之间的关系，与高商业环境不确定性相比，低商业环境不确定性情形下企业更可能采取前瞻型环境战略

根据上述分析，本文提出管理者环境机会认知对企业环境绩效和财务绩效的影响机制，认为管理者环境机会认知通过前瞻型环境战略的中介作用影响企业环境绩效和财务绩效；不同商业环境不确定情境下，管理者环境机会认知对于企业环境战略行为的选择有着不同影响。

二、研究设计

1.样本选择与数据收集

本研究采取调查问卷方式，调研对象主要为中国重污染行业公司③中高层管理者(CEO、总经理、环境部门经理等)，重污染行业对环境有着重要的影响，更可能受到政府、公众、媒体等压力采取环保措施，实施前瞻型环境战略。

以往战略学者主要从高管个体水平、高管团队(TMT)水平、组织水平、行业水平等方面展开对认知的研究，[13]个体水平层面主要从企业高层管理者，尤其是CEO的认知结构、认知过程对企业战略选择的影响。Staw认为，在初创企业或CEO拥有决定性、集中的权利时，TMT水平和组织水平的认知可能包含于CEO认知中。[38]由于本研究中民营企业所占比重较大，且民营企业高层管理者多为企业创始人或家族接班人，权力集中度较高，拥有绝对控制权，因此，本文中研究对象界定为每个企业的高层管理者或环境事务负责人，同时，确保选择的中高层管理者在企业环境战略的制定、选择和实施过程中发挥重要的决策作用。

调研过程分为预调研和正式调研两个阶段：预调研主要在四川省进行，共对来自医药、化工、机械等行业的4家公司的中高层管理者(其中2家国有企业总经理、1家上市公司的环境事务负责人、1家民营企业总经理)进行半结构的访谈；而后对问卷题项进行了较为详细讨论，反复修正，形成正式问卷。正式调研阶段，为尽可能降低自选择偏差，研究者委托第三方——问卷星进行问卷发放收集工作，只有当公司的经营对自然环境有较大影响、同时管理者能够就公司的市场和环境问题作答时，问卷才有效。此外，为保证问卷的质量，设置了被调查企业名称和邮箱，在数据收集工作完成后首先访问被调查对象在四川的企业，然后随机抽查四川省以外的调查对象，保证了调查的可信度。

正式调研共得到有效问卷207份，其中被调查对象中男性133人(64.3％)，女性74人(35.7％)；职位构成中CEO/董事长/总经理和企业法人占比37.7％，环境事务负责人占比4.8％，其他部门经理占57.5％；学历构成中本科及其以上占到94.7％；任期以8年以下为主(73.9％)，产权性质以民营企业为主(57.5％)，成立年限在10年以上的企业占到被调查样本的85％，跨国经营时间在3年以上的企业占样本的80.2％，样本企业覆盖了采矿、造纸、纺织等行业，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本研究所采用量表均来自国外成熟量表，采用双盲形式将问卷译为中文，再译为英文，当翻译产生异议时，由第三人参与问卷的翻译、修改，形成最终问卷。并根据访谈情况融入中国情景，对相关测量题项进行了修正，问卷采用Likert5点量表，其中1表示“完全不符合”，5表示“完全符合”。

(1)管理者环境认知：认知的测量大多采用被调查者自我报告的方式，本文采用Sharma管理者关于环境问题解释的问卷，[5]共3个条目，如“过去五年我们公司因采取保护环境的行为导致损失而不是获益”、“过去五年我们公司为保护环境采取的任何行动会被其他组织成员限制”等(Cronbach's Alpha=0.849)。

(2)前瞻型环境战略：企业环境战略很难从公开的数据测量，学者大多采用管理者自我评价的方式。本文采用应用较广的Murillo-Luna等提出的14题项测量前瞻型环境战略，[39]如“公司服从环境法规的最低要求”、“公司很好的界定了环保目标”等(Cronbach's Alpha=0.830)。

(3)商业环境不确定性：本文采用Sharma等采用的感知商业环境不确定性进行测量，[31]共4个条目，在删除了第二个条目后Cronbach’s Alpha有了较大幅度的提升，为此本文采用删除后的三个条目进行衡量，如“影响我们公司的商业环境因素变化频繁(技术、顾客偏好、法律法规等)”、“我们公司缺乏足够的资源形成竞争性回应以应对商业环境变化”(Cronbach's Alpha=0.589)。

(4)环境绩效：对于环境绩效的衡量主要采用客观和主观的方式进行测量，如采用KLD等数据库数据、管理者的自我报告、客观的污染数据等。自我报告能够了解访问者看法，便于操作和执行。因此，本文采用Pascal等提出的测量方法，[40]共包括5个题项，如“我们公司减少经营中废水、废弃、废物等污染物的排放”、“我们公司减少产品和服务对环境的影响”等(Cronbach's Alpha=0.637)。

(5)财务绩效：客观指标的财务绩效衡量包括采用ROA、ROE等衡量的利润率；销售额增长率、市场份额增长率、员工增长率等增长性指标；Tobin q、股票回报率等资本市场维度。由于获取客观指标难度大，部分指标难以说明绩效的总体情况，[41]易出现判别偏差。根据公司管理者感知的主观测量方法的广泛应用，本文选择采用Judge等的主观测量方式量表，[42]共4个题项，根据访谈的实际情况加入了企业相比竞争对手收入增长情况的题项，构成了5个题项的量表，如“与竞争对手相比，我们公司的收入增长情况”、“与竞争对手相比，我们的利润增长情况”等(Cronbach's Alpha=0.668)。

(6)控制变量

公司规模(员工人数的自然对数表示)、产权性质、是否跨国经营、行业类型等公司的基本特征情况对企业财务绩效和环境绩效有着重要影响，[42]为此，我们在回归中进行了控制。

三、实证结果分析

1.社会称许性偏见和共同方法偏差

在问卷调研过程中可能面临社会称许性偏见(Social Desirability Bias)和共同方法偏差问题(Common Method Variance)。为了减少可能存在的社会称许性偏见，一方面，研究者在问卷的首页用大字号黑体加粗强调该问卷的学术性；另一方面，根据Banerjee等方法，[43]研究者承诺研究结果将是聚合的，被调查对象不会单独识别，且承诺问卷是涉及特定行动和战略的问题而不是关于一般道德要求。

共同方法偏差问题采用Podsakoff等提出的Harman单因子法。[44]通过整个问卷的分析发现，在未旋转情况下，第一个因子解释了26.099％的方差，且因变量和自变量负载不同的因子，本文认为共同方法偏差问题不严重。为检验变量间的区分效度，本文采用Amos软件对理论模型中的五个变量(高管环境机会认知、前瞻型环境战略、环境不确定性、环境绩效、财务绩效)进行了验证性因素分析。当采用五因子模型时，拟合效果好于其他模型(=698.014，Df=395，CFI=0.842，AIC=838.014，RMR=0.053，RMSEA=0.061)。

2.描述性统计

表2显示了各变量的均值、方差以及其相关系数。从中可以看出，管理者环境机会认知显著正向影响前瞻型环境战略；商业环境不确定性与管理者机会认知、前瞻型环境战略显著负相关；前瞻型环境战略显著正向影响企业环境绩效和财务绩效。

3.中介作用检验

采用层次回归法进行分析，回归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可以看出管理者环境机会认知对环境绩效存在显著正向影响(M1：β=0.166，p＜0.01)，假设1a得到验证；管理者环境机会认知对财务绩效存在显著正向影响(M6：β=0.129，p＜0.01)，假设1b得到验证。此外，管理者环境机会认知对前瞻型环境战略存在显著正向影响(M3：β=0.139，p＜0.01)，假设2得到验证。说明当管理者认为所面对的环境问题为企业发展的机会时，更可能通过投入资源、提升生产效率、扩大产品和服务的环保水平、树立环保形象等，促进企业环境绩效和财务绩效的改善。

对于中介作用的检验，本文采用Baron等提出的三步法。[45]从表3可以看到，前瞻型环境战略在管理者环境机会认知和环境绩效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假设3a得到验证；前瞻型环境战略在管理者环境机会认知和财务绩效中起到完全中介作用，假设3b得到验证。

为了进一步验证前瞻型环境战略在管理者环境机会认知和企业绩效关系中的中介作用。按照Hayes的建议，[46]采用非参数百分位Bootstrap法进行检验。检验前瞻型环境战略在管理者环境机会认知和环境绩效关系中的中介作用，样本量设置为5000，得到95％的置信区间[0.0710，0.1479]，未包含0，表明中介作用显著，且中介作用大小为0.106；对前瞻型环境战略在管理者环境机会认知和财务绩效关系中的中介作用，样本量设置为5000，得到95％的置信区间[0.0664，0.1440]，未包含0，表明中介作用显著，且中介作用大小为0.101。

4.调节作用检验

为验证管理者环境机会认知和商业环境不确定性交互项对前瞻型环境战略的影响，我们将管理者环境机会认知、商业环境不确定性以及两者的交互项分别放入回归方程进行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可以看出，在M3中管理者环境机会认知与前瞻型环境战略在1％水平下显著正相关；商业环境不确定性与前瞻型环境战略在5％水平下显著正相关；管理者环境机会认知与商业环境不确定性交互项与前瞻型环境战略在1％水平下显著负相关，说明管理者环境机会认知与商业环境不确定性对前瞻型环境战略的影响是相互渗透、相互替代的：在高商业动态环境下，企业管理者更倾向于采取原有战略，因为管理认知会导致认知惯性，企业的战略行为容易为以往战略所束缚，采取新战略的行为大大减少。[47]我们在图2构建并验证了不同程度的环境不确定性水平下，管理者环境机会认知与前瞻型环境战略之间的关系。可以直观地看到，在低商业环境不确定性水平上，管理者环境机会认知对前瞻型环境战略的影响更大；在高商业环境不确定性水平上，管理者环境机会认知对前瞻型环境战略的影响则相对较小。

四、研究结论与讨论

1.研究结论

本文运用层次回归法分析了管理者环境机会认知对企业环境绩效和财务绩效的影响，探讨了环境不确定性、前瞻型环境战略的调节和中介作用。研究发现：(1)管理者环境认知是企业采取前瞻型环境战略的重要影响因素。当管理者认为企业面临的环境问题是企业发展的机会时，会投入更多企业资源和能力促进产品和服务的环保程度，实施前瞻型环境战略；(2)前瞻型环境战略不仅能够提升企业的财务绩效，更能够促进企业环境绩效的发展。以往研究较多关注环境战略对于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忽略了社会绩效、环境绩效等非财务绩效的作用。本文中将财务绩效和环境绩效统一到研究模型中，验证了前瞻型环境战略对于两者的促进作用；(3)前瞻型环境战略在管理者环境机会认知和环境绩效关系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在管理者环境认知和财务绩效关系中起到完全中介作用；(4)不同程度商业环境不确定性，管理者对于环境问题的认知有所差异，认知的差异将导致企业战略行为的差异。研究发现，当企业处于较为稳定状态时，管理者能够较全面获得环境信息，分辨所面临的机会和威胁，便于前瞻型环境战略行为的发生。

2.政策建议

(1)营造绿色氛围。一方面，企业应鼓励员工、股东等内部利益相关者积极参与到企业的绿色经营中，将绿色理念融入企业，不断提升企业产品和服务的绿色水平，真正实现无污染、低消耗的绿色生产体系；另一方面，政府、媒体、非政府环保组织等外部利益相关者应该鼓励和监督企业的环境保护行为，营造良好的环境保护氛围，公众环境参与或将成为环境治理的有效手段：[48]政府着重制定环境保护政策，为企业的环境保护措施提供支持。

(2)维护稳定的经营环境。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绿色”成为公司追求的新方向；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更促进了绿色理念的扩展。外部复杂性较高时，管理者可能将认知活动中的时间和精力更多分配到非市场活动中，如与政府、媒体、公众等利益相关者的关系；[50]稳定的环境中，企业管理者更能够利用所拥有的资源和能力对市场和信息的变化进行较为准确的判断，更容易识别出环境中所蕴含的机会，便于推广绿色理念和绿色行为，促进前瞻型环境战略的实施。

(3)提升管理者环境的机会认知。除了考虑绿色氛围、经营环境等外部影响因素，更应聚焦于企业内部的资源和能力，管理者环境认知在其中有着重要作用，当管理者将环境问题视为企业发展的机会而非威胁时，更容易采取前瞻型环境战略。认知识别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外部的利益相关者的要求或需求。政府制定严格的法律法规、公众对于环境问题的关注、非政府营利组织对于环境问题的监督等，这些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压力可能导致企业采取反应型的环境战略和前瞻型环境战略，反应型环境战略仅仅对外部压力做出回应，而前瞻型环境战略聚焦于企业长远绿色发展；另一方面，认知来自于企业管理者自身的环境素养。组织中更多的管理者认为应承担环境责任时，呈现高管环境承诺，促进前瞻型环境战略的推行；[23]管理者把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视为企业的责任时，会有员工、股东等更多利益相关者参与到环境保护中，公众的参与或许是环境问题的一种有效治理方式。[48]

3.研究贡献与展望

本文的研究贡献可能在于：(1)在中国情境下实证检验了我国环境战略的实施情况，促进了环境战略在我国的进一步开展，从管理者环境机会认知的角度分析了环境战略在企业绩效中的作用机制；(2)企业绩效不仅仅包括财务绩效，本研究将企业绩效的研究扩展到环境方面，明晰了环境绩效的重要性。

本文存在的不足：(1)在研究设计方面，主要采用横截面数据，可能在说明管理者环境机会认知与企业绩效之间因果关系时，不及纵向研究所得因果结论更可靠。未来研究可以考虑从纵向设计的角度对这一因果关系展开研究；(2)不同区域的制度文化、环境政策存在较大差异，导致企业采取不同的环境应对战略(如反应型环境战略、前瞻型环境战略)，未来研究可以从跨区域的角度分析不同文化、不同环境政策对于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3)TMT的认知结构和认知过程与CEO个人的认知存在差异，[13]未来研究对象选取可针对TMT认知进行研究，以更全面的考察认知与战略选择的关系；⑤此外，未来可考虑从管理者能力建设方面开展进一步深化研究。

注释：

①王梦奎认为，21世纪初我国进入了从第二步战略目标转到实施第三步战略目标的新阶段。

②《中国制造2025》提出“创新驱动、质量为先、绿色发展、结构优化、人才为本”的基本方针，全面推行绿色制造，要求到2025年，制造业绿色发展和主要产品单耗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绿色制造体系基本建立。

③按照环保部2010年公布的《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南》确定重污染行业，包括火电、钢铁、水泥、电解铝、煤炭、冶金、化工、石化、建材、造纸、酿造、制药、发酵、纺织、制革和采矿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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